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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证,便打断他的话说:“好了,好了!我亦知道,你有难言之隐,不问到你是不肯说的,还是我来问。钱宝生承认不承认他卖了砒霜给杨乃武?” “承认了,不承认不会出甘结。” “好!辩得好!”刚毅冷笑,“他是自己承认的,还是你劝他的?” “钱恺劝他,我也劝他。” “你怎么劝他?” “我说,真是真,假是假,赖不掉的,不如说实话的好。” “就是这两句话?” “是的,就是这两句。” “那么,”刚毅看着面前的口供单问,“沈彩泉怎么说,你苦口婆心劝了他好一会儿?” “那是沈彩泉瞎说。” “照你说,钱宝生听你一劝就听了?” “也因为钱恺劝他说陈秀才不会叫你上当的,听他的劝,没有错。” “于是,钱宝生就听你的话,自己写了一张甘结?” “是的!” “自己具的名字?” “是的。” “你没有教他怎么写?” “是的。” “是他自己写出钱宝生这个名字?” 这一问将陈湖问住了,说得上口滑,失去照顾,又出了漏洞。 但事已如此,唯有硬着头皮依旧答一声:“是的!” “哼!”刚毅冷笑,“钱坦既然如你所说的,因为有债务纠纷,宝生这个名字早已废弃不用,而且他在花厅上跟县官表明,自己叫钱坦不叫钱宝生,何以在甘结上自己出尔反尔,写上钱宝生的名字?这不是前后不符?陈湖,你别以为死无对证,当时在场眼见的,还有个沈彩泉!等问出来是你胡说,小心你的皮!” 这下,陈湖着慌了!心里思量,这个漏洞应该赶快把它补起来。可是已经没有机会,因为堂上问到别的事情上头了。 “钱坦写完甘结以后怎么样?” “写完甘结,”陈湖嗫嚅着说,“自然释放,由他兄弟陪着回家。” “没有给他一张县官出名的‘谕单’吗?” “啊,啊!有的。”陈湖装作突然想起的神情。 “怎么会出来这么一张谕单?”刚毅问道,“是预先讲妥的,还是临时提出来的要求?” “是——” “慢着!”刚毅大声打断,“你答供以前,想一想沈彩泉的口供,也想一想沈彩泉当时在场,此刻在监狱里,随时可以提出来问。” 这是提醒陈湖,现有人证在此,撒谎无用!或者,撒谎先要照顾到沈彩泉的口供,如果与沈彩泉的口供抵触,而又无法证明沈彩泉的口供不实,大可不必白费心思去撒谎。 陈湖转念到此,不觉气馁,戒备警觉的心思,一下子落了下来,有气无力地哼了一声,表示领会。 “好,你说下去,是预先讲妥的,还是临时提出来的要求?” “预先讲好的。” “怎么讲来的?”刚毅问,“是不是当作一个条件,拿县官的谕单,换钱坦的甘结?” “是,是这样,钱宝生——” “钱坦!哪里有什么钱宝生?”刚毅厉声纠正,将陈湖吓得心跳不止。 “钱坦,”陈湖不由得改了口了,“钱坦说:‘写了甘结,不就要到杭州府吃官司去了吗?’沈彩泉就说:‘不会!刘大老爷可以写一张与你无干的谕单给你。’这样,钱坦才具了甘结。” “那么,谕单呢?”刚毅问说,“是否你写的?” “是的。”陈湖解释,“沈彩泉说:‘谕单如果请黄师爷去写,今天就拿不下来了。不如请你写一张,我拿到里头去盖上大印,让钱老板随手带走,大家省事。’因此,我就写了一张。” “你的意思是,沈彩泉就是县官,你就是县衙门的刑名师爷?” “这,这话不能这么说。” “不这么说,怎么说呢?” 刚毅的话没有错,沈彩泉可以替刘锡彤做主,而他是替黄师爷代劳,两人不就像一个是县官,一个是刑名师爷?陈湖无话可答了。 “陈湖!”刚毅认为他辞穷理屈,内心必已动摇,此时晓以利害,可以促使他彻底悔悟,所以和颜悦色地说,“我替你想想很可惜,也很犯不值!你无非身为余杭县的子民,又蒙刘大令器重,有可以效力之处,尽力而为,即有错误,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你并不是从中架弄是非,乘机敲诈勒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罪过。可是,像你现在这样,处处掩饰,处处破绽,仿佛蓄意要冤枉杨乃武、葛毕氏,这情形就不同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替人受过?” 这“替人受过”四字,打中了陈湖心坎,力量很大,不由得失声长号:“堂上明见万里,我真的是替人受过。” “不要紧,不要紧!”刚毅急忙安慰他说,“你答的话很多,不过还没有画供,就不算落案,补救还来得及!” “是。”陈湖重重点头,用软弱求援的眼色,望着刚毅。 “只要你自己愿意补救,本司与人为善,一定给你机会。你知道不知道,应该怎么补救?” “请堂上明示。” “很简单,你说实话就可以补救。” “是!”陈湖嗫嚅着说,“不知道哪几句话不实?” 刚毅笑一笑,随又放出庄重的脸色,“这因为你不实的话太多,自己都记不清楚了。”他停了一下说,“本司既然答应给你机会,只好破费工夫再问一问。” 于是从书办那里取来陈湖的供词,从头细看以后决定,挑最有关系的两件事,重新审问。 “钱坦一名钱宝生,你是听别人所说,自己也记不清楚,是不是?” 这是替他开脱的问法,也是为了便于他改口,陈湖当然懂得其中的用意,很清楚地答说:“是的。” “他本人当然不肯承认,是吗?” “是!” “既然如此,他甘结上一定不会自己写钱宝生这个名字。你恐怕记错了,倒再想想看!” 不用再想了,既然已决定说实话,正好以话搭话,“是的,我记错了!”他说,“当时钱老板要写上钱坦的名字,我说,你这样写了,等于不写。杨乃武供的是钱宝生,不是钱坦。后来钱恺也帮着劝,说这张甘结无非装个样子,用什么名字都没有关系,钱老板才照办的。” “嗯,嗯,这才是情理中的事。我再问你,钱坦在县官面前不肯承认卖砒霜,而经你们一劝,肯写甘结了,其中一定有个他不能不写的道理。这个道理,照沈彩泉的口供看,已经很清楚了,我们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肯说实话!” “一定说实话。”陈湖答说,“钱老板所怕的,就是送到杭州府去过堂,不肯写这张甘结,杭州的官司吃定了;肯写这张甘结,县官再给他一张与此案无关的谕单,官司可免,钱老板当然愿意。” “钱坦的意思是,没有县官保证他不牵涉在内的谕单,就不肯出具甘结?” “是的。”陈湖答说,“钱坦跟我说,我不能‘自绊石头自压脚’。” “那么,谕单这个花样是谁想出来的?” “是我一时想到的。当时还没有谕单这个名目,我只说,我可以去替他弄张东西出来。” “然后,你就动笔写谕单了?” “不是!我哪好这样子自作主张。就算我写了,没有大印也没有用。” “照此说来,是先问了刘大令的?” “当然。” “谁去问的?是你自己?” “不是的。我告诉沈彩泉,沈彩泉说:‘这要问问大老爷看。’就进去了。” “出来以后怎么说?” 陈湖觉得这句话的出入关系很大,所以细想了一会儿才答说:“沈彩泉告诉我,刘大令的意思,为了体恤钱某人,这张谕单可以出。” “于是,你就拟了一张谕单的稿子?” “是的。” “有没有给刘大令看过?” “当然看过的。”陈湖答说,“看了好些时候才拿下来。” “刘大令有没有在稿子上批了什么?或者照一般办稿规矩,在上面画行?” “没有。”陈湖答说,“不过改动了几个字。” “改动的是什么字?” “记不得了。大致是语气改得比较活络一点,轻一点。” “以后呢?” “以后?”陈湖想了一下,很起劲地说,“两方面都很感谢我,刘大令还请我吃饭,我完全是好心,帮他们双方调解,公事上既能交代得过去,钱坦亦不至于受累。我做事一向是如此的,只要人家有困难,我跑跑腿,赔点气力精神无所谓。” “嗯!嗯!”刚毅本想驳斥他一番,转念觉得大可不必,只说了句,“可惜,你热心稍微过度了些。” “是!”陈湖乘机恳求,“堂上明见,小地方的人,见识浅,事情不知道轻重,只为了太热心,所以有的地方错了不知道。求堂上笔下超生。” “果然情有可原的,我自然请上头从轻发落。”刚毅问道,“在这件案子里头,你还参与了哪些事,你自己说!” 这下又使陈湖为难了。他参与的事件很多,说出来都是对自己不利;但如隐瞒不说,固可搪塞一时,就怕沈彩泉再供出什么来,显得自己又在撒谎,连刚才那番实供的效用都减低了。 因而踌躇了好半天才说一件事:“后来上头派一位郑大令来查,钱坦兄弟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们照实回答,果然没事。” “此外呢?” “此外?”陈湖装作茫然而疲累的神情,“没有啥了!” 其实,此外即令有所参与,亦已无关宏旨。刚毅便关照书办,将陈湖的口供交本人核对。陈湖看得很仔细,指出几点记错了的地方,一一改正,签名画供,便好回监狱去服他的由太医院弄来的“好药”了。 对于陈湖的口供,翁曾桂与林拱枢都很满意。包括刚毅在内,一致同意,应该传刘锡彤来问了。 这当然要禀明堂官。桑春荣的态度,大家是知道的,始终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另一位新任的满缺尚书,态度亦很可疑——这位尚书名叫皂保,字荫方,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的进士。这一榜也是人才济济,其中有两位更于朝局大有关系:一位是文祥,满洲镶白旗人,现任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明敏通发,有为有守,朝廷决大疑、定大计,最后都是他跟恭王两人主持;另一位是阎敬铭,曾经当过山东巡抚,如今家居养病,但清廉耿介,精明务实的风格,很能一振宦海颓习。不过皂保却是庸才,而且相当势利,怕亦会想到刘锡彤是宝鋆的乡榜同年,曲意徇庇。 因此,三个人商量下来,决定要等两位侍郎到部时,才去谈这件公事。这两位侍郎,一位是满缺左侍郎绍祺,他是当年与翁同龢一致主张本案应该驳回浙江重审的,自然会一本初衷,力主严办;另一位是到任不久的汉缺左侍郎袁葆恒。此人是名父之子,他的父亲袁甲三,在洪杨作乱之初,颇著战功,在两淮各地建有专祠。袁葆恒由翰林参军,先在李鸿章幕府,后来为左宗棠西征督饷,先后五年之久,最后因为意见不合而分手,内调为侍郎,由吏部转刑部,为人精明强干,颇持正论。如果桑春荣、皂保有什么反对传问刘锡彤的表示,便可请出绍、袁二人来抑制。 到了第二天上午,很凑巧的,“六堂”都到了衙门,在白云亭休息聊天。于是翁曾桂约齐了林拱枢、刚毅,一起抱牍上堂,面报公事。 听刚毅讲完审问沈彩泉与陈湖的经过,心直口快的袁葆恒说:“勾串药证,铁案如山。刘锡彤就不是解任了!很可以奏请革职,归案讯办!” 此言一出,桑春荣与皂保默默无所表示,承办的三司员,却是大为宽心。袁葆恒的态度,可说超出了他们的希望。就算讨价还价,至少传刘锡彤到案来问这一节,总可以办到了。 果然,皂保还价了,“我看,”他说,“奏请革职还早了一点吧!” “先传他来问一问,亦未尝不可。” “是的。”绍祺附和,“我看先传他来问一问,亦不妨对质。” “就这样吧!”袁葆恒问道,“两公对这件钦案,想来亦赞成秉公从严?” 由于“钦案”这顶大帽子笼罩着,皂保与桑春荣都不便再反对。于是很顺利地发出了公文,传唤解任余杭县知县到案应讯,公事上的措辞很温和。 这一下刘锡彤吃紧不小,跟袁来保去商量,是否可以拒绝,因为他并非案中人犯,亦非证人,自觉不该与杨乃武、葛毕氏在一案中被讯。话是有道理的,但袁来保劝他要考虑后果。 “如果说,刑部司官一定要请老兄到案,他们自然有法子。奏请上裁,是一法;行文浙江巡抚,下札子给你,也是一法。不过,”袁来保说,“那一来除了耽误工夫以外,对老兄一定大为不满。敬酒不吃吃罚酒,就没有意思了!” “这杯‘敬酒’,可也不容易喝噢!”刘锡彤苦笑着说。 “总比捏着鼻子灌好得多。”袁来保说,“老兄问心无愧,去一趟怕什么?” 最后这句话很有分量,刘锡彤如果一定不肯应讯,先就显得情虚,这样,宝鋆即使肯帮忙,也会觉得无所措手。转念到此,只好硬着头皮到刑部浙江司去报到。由翁曾桂、林拱枢、刚毅三个人一起接见。 总算很客气,不是堂上、堂下很明显的审问的样子,是用东西双方,宾主相对的会晤方式,不过,“主人”后面另一张小桌,坐着录供的书办。 “杨乃武、葛毕氏一案,传唤人证,逐一研审,案情大致已经明了了。”翁曾桂说,“不过还有几点疑义,非请贵县来说明,不能了解。” “此案纠葛甚多,”刘锡彤答说,“本县是初审,命案有钦定的限期,所以总以符合功令,尽速申详为宗旨。有许多情形,本县都是奉命办理,并非故意罗织。” 这番话已有将责任往杭州府推的意味,翁曾桂便顺着他的话说:“是的,是的,要请教贵县的,正就是贵县奉命办理的两件事。第一,贵县所传唤的爱仁堂店东,到底叫什么名字?” 刘锡彤料到必有此一问,随即答道:“杭州府的公文,说杨乃武向爱仁堂店东钱宝生购买砒霜,本县出票传唤,自然是传钱宝生到案。” “钱某到案以后,曾经声明,他不叫钱宝生,名叫钱坦,是不是?” “不是!”刘锡彤断然否定,“钱宝生没有说过这话。” “是没有说过,还是说了,而贵县没有听清楚?” 这实在已有开脱之意,所谓“避重就轻”,而刘锡彤是抱定宗旨,预备硬赖的,所以高声答道:“没有说过,并非我没有听清楚。” “那么,钱坦具有甘结以后,贵县可曾给过一张谕单?” “有的。不过,”刘锡彤很清楚地说,“甘结、谕单上的名字,都是钱宝生,不是什么钱坦!” 做“主人”的三位司官都愣住了!他们的感想相同,刘锡彤居然如此硬赖,问下去不会有结果。翁曾桂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又问:“贵县所出的谕单,何以能说此案与爱仁堂店东无关?” “本就无关。”刘锡彤以一种傲岸冷峻的语气回答。 “你答应他不必过堂?” “既然无关,自然不必过堂。” 这就问不下去了。再问下去,就会变成争执法理,各持一端,难有定论。翁曾桂立即做了决定,结束这一天的询问。 “是了!”他说,“贵县的意思已经了解了。还有些小小的疑义,回头我们商量一下,如果能够弄清楚,最好,否则,明天还要劳贵县的驾。大概也就是明天再向贵县请教一次,就可以结案了。请贵县听招呼吧!” 等刘锡彤辞出,刚毅首先就忍不住骂:“这个老小子,真不要脸!这么明明白白的事,居然硬赖!” 翁曾桂成竹在胸,微笑说道:“子良,少安毋躁!走,还是我请你喝‘干榨’。” 翁曾桂特做这个小东,是不愿在部里谈公事,因为他已发觉,满汉两尚书,对于传询刘锡彤的情形,都很关心,派了人在打听。而翁曾桂所设计的办法,是不能泄露的。一泄露,传到刘锡彤耳朵里,他会设法规避,譬如报病之类,那时再要弄他到刑部来,就得大费手脚。 “事情明摆在那里,这位刘大令软硬两不吃。不过,软硬之间,比较起来又是吃硬不吃软,所以像今天这样给他面子,一点用处都没有。” “着啊!”刚毅觉得翁曾桂的话,说到了他心里,痛快无比,干了一杯酒说,“早就该给他一个下马威。” “先礼后兵。今天这番客气不可少!”林拱枢说,“这样做法,两位尚书知道了,也没话说。” “是的。我也是这个意思!”翁曾桂说,“客客气气问他,他不肯说,那就只好公事公办了。明天我们坐堂,还要传沈彩泉、陈湖对质,就那一堂把要问的都问了,然后开棺检验,赶在年里便可结案。” “好!”刚毅又干了一杯酒,“这样才干脆。” “不过,看样子,刘大令决不肯甘心到堂受讯,所以我们这番布置,明天临时再提出来。今天,大家只字不提,免得泄露风声。” “怪不得!”林拱枢笑道,“老兄今天对他那样客气,原来是条缓兵之计。” “不是缓兵之计,是稳住军心。”翁曾桂说,“回头我们三个人联名写封信,请他明天到部一谈。只要把他骗了来,就不怕他放刁撒赖了!” 傍晚将信送到,刘锡彤大为得意,向袁来保夸耀,说那些司官都是欠缺阅历的后辈,不知轻重深浅,越对他们客气越坏事,正合了“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句俗语。只有像他这种态度,反倒能使他们改容相谢。 因此,刘锡彤第二天一早到部,还是毫不在乎的神色,可是被引入浙江司的公堂,一看正面陈设公案,后面并列三椅,书办录供,差役伺候,那种“三堂会审”的格局,不由得颜色大变。 “这是怎么回事?”他神色凛然地问。 “请你老听审!” 差役很客气,而且端了张椅子摆在公案左侧,刘锡彤的气就消了一大半,不过心里着实有些发慌,不知道要审什么人? 就这当儿,翁曾桂、林拱枢、刚毅联袂出堂。刘锡彤本想站起来,但心中万分不愿,迟疑之顷,三司官已经入座,那就不必多此一举了。 见此光景,刚毅大为不快,灵机一动,要给刘锡彤来个下马威,当即问道:“是谁值堂?” 值堂的差役名叫毛刚,闪出来躬身答道:“毛刚在!” “取戒尺来!” 毛刚一愣,但只能答应一声:“是!”将戒尺取来,交到刚毅手里。 “别走!”刚毅让毛刚站在公案旁边,“问案有问案的规矩,听审有听审的道理。县官七品,见了五品的司官,坐在那里动都不动,那叫什么规矩,什么道理?刘大老爷没有做过京官,也没有到刑部来过过堂,不能怪他;你值堂的就该拿这些规矩道理,告诉刘大老爷才是!来,把手伸出来!” 毛刚听得这顿责备,莫名其妙,不过司官老爷动怒,不能抗拒,眼前的几记手心不肯挨,马上就会换来一顿皮开肉绽的板子。因而虽觉万分委屈,仍旧乖乖地将手掌伸了出去。 “我打你个不懂规矩道理!”刚毅拿起戒尺,重重打了两下,然后喝道,“下去!你再不懂规矩道理,我还要打!” 刘锡彤见此光景,恨不得有个地洞可钻,而毛刚也终于明白了,刚毅是借题发挥,自己无缘无故替刘锡彤挨了打,这一口怨气非出不可! 于是,他走到刘锡彤面前,请个安说:“多谢刘大老爷的栽培!”说完,掉头就走。 刘锡彤又羞又气又恨,脸上一阵阵青红不定,而翁曾桂却开口问了。 “刘大令,我问你——” “你问我?”刘锡彤突然跳了起来,像疯病突然发作似的咆哮着,“我是奉旨来会同检验的,不是来受审的!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懂,还做什么司官?真是岂有此理!” 堂上堂下,无不诧异。翁曾桂倒还沉着,“你不用忙!”他说,“开棺检验也快了!” 不管是发威还是发脾气,必得有人响应、附和或者相劝,固可助长威势,哪怕对吵对骂,亦可以持续。 如今堂上堂下都出以冷静,只有翁曾桂这样冷冷地答一句,刘锡彤就想再闹也闹不起来,颇有难以落场之势。而刚毅却更刻毒,仿照“审头刺汤”陆炳对付汤勤的办法,断然撤座。不过不必出声,只做个手势,那挨了打的毛刚,立刻就把刘锡彤的椅子移走了。 这一下搞得刘锡彤更为尴尬,欲待发作,只为刚才的脾气发得太过,劲道一泄无余。想想只有拂袖而去,才是保全面子的办法。 谁知他刚一移步,翁曾桂已经开口:“带沈彩泉!” 听得这一声,刘锡彤的脚步不由得就是一顿挫,刚毅却以揶揄的口气问道:“刘大令,你不听听你的门丁供些什么?” “听就听!”刘锡彤负气答说。还有半句话,“你以为我情虚怕听?”却是到了口边,又咽回去了。 等到差役将沈彩泉带上堂来,他一看刘锡彤气鼓鼓地站在那里,不由得便有些畏缩。刚毅便拉一拉翁曾桂的衣服,表示让他来问。翁曾桂会意,而且也有自知之明,若论从文书中去研判案情,他并不逊于刚毅;谈到笔下,更远胜于刚毅;可是坐堂问案,刚毅的敏捷明决,却自叹不如。所以点点头表示同意。 刚毅是在想,刘锡彤的气焰大挫,就这堂便可将他问得哑口无言。但沈彩泉见了主人,不免畏惧,如果吞吞吐吐说得不实在,刘锡彤的气焰复长,便成了波折,再要传刘锡彤来问,便成妄想。那时说服堂官,用严厉的手段,迫使刘锡彤就范,固无不可,但很费手脚。所以,他决定给沈彩泉来个“下马威”,要教他怕问官甚于怕主人,局面就可以彻底控制了。 “来啊!”他威严地喊,“伺候大板子!” “喳!”管行刑的差役,将一条五尺五寸长的大竹板,使劲往青砖地上一摔。 “沈彩泉!”刚毅清清楚楚地说,“你的口供都在这里,你是识字的,口供经过你自己看过,画过押,都是你自己承认的实情。现在我再问你,如果你有一句跟前供不符,看我不打烂你的两条腿!” “是!小的不敢。” “谅你也不敢胡乱翻供。”刚毅说道,“你把当时验尸的情形说一说!” 沈彩泉第一次如何答供,已不能记得很清楚。他心里在想,只要照实答供,总不会错。因而从到现场说起,沈祥如何喝报,他如何“纠正”沈祥,不应是因烟毒而死,以及葛小大尸首肿胀,口鼻间有血水的情形,供得比第一次更详细。 这一下,立刻就出现了与余杭县报杭州府公文不符的情形。 “余杭县刘大老爷,”刚毅改用一种道员、知府对县官的客气称呼,“原验葛品莲的尸身,仅不过口鼻流血,你报府的尸格,填的是‘七窍流血’。口鼻只有两窍,还有五窍是怎么回事?” 改填“七窍流血”是陈湖出的主意,但责任却完全在刘锡彤身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漏洞,怎么样解释也无用。刘锡彤将心一横,扭过脸去,不理不睬。 “哼!”刚毅冷笑,“谅你也无话可说。”接着又吩咐:“沈彩泉,你把传爱仁堂店东钱坦到案审问,一直到释放的经过说一遍。” 前面验尸的那一段,刘锡彤还不大在乎,及至听沈彩泉讲这一段,如何陈湖陪着钱坦来询问案情,如何拿杨乃武在杭州的供单给他们看,如何受托到花厅去探看县官审问钱坦的情形,如何将钱坦领出来加以威吓,倘不承认卖砒霜便要解到杭州府,如何由陈湖劝钱坦出具承认卖砒霜的甘结,越听越紧张,越听越愤怒,心惊肉跳,大为局促了。 及至听到沈彩泉说,陈湖拟好一张与钱坦无干的谕单,送到签押房时,刘锡彤心恨出卖主人的恶仆,再也忍不住了,抢步上前,握紧老拳往沈彩泉脸上捣了过去。 “你这个丧尽天良的混账东西!”刘锡彤口沫横飞地厉声喝骂,“满嘴喷粪,胡说八道!” 一面骂,一面揪住沈彩泉乱打,堂上当然看不过去,齐声叱斥:“住手,住手!” 刘锡彤恼羞成怒,什么都不顾了,将头上七品顶戴的一顶官帽取下来,狠狠摔在地上,跳着脚大吼: “我拼老命了!你们参革我好了,随便怎么处置我好了!” 到此地步,已无法再往下审了,实际上亦无须再审了。翁曾桂做主,先行退堂,沈彩泉还押,刘锡彤饬回。然后一起商量,都认为案情已经明了了大部分,钱坦不曾卖过砒霜给杨乃武,杨乃武亦不曾指使葛毕氏毒杀亲夫。至于葛品莲死后检验,并无七窍流血的情形,口鼻之间有血,大概是由于天时炎热,停尸未殓,以致发生尸变。不过,葛品莲虽可确定不是死于砒毒,究竟是病死,还是另有其他死因,却无从研判,那就只有开棺检验之一法了。 “案子到此地步,杨乃武、葛毕氏的沉冤大概可以昭雪了!”袁葆恒说,“不过最后这道检验,是全案定谳的最大关键。万一年深月久,检验不出确实结果,仍旧成了疑案,无以折服民心。这一层不可不防。” “是!”翁曾桂答道,“类似案情,尚无前例,能不能检验出确实结果实在难说。司官在想,这一案只有尽其在我,尽量开诚布公,共见共闻。至于检验一事,当然也要力求慎重周详。” 满汉两尚书亦同意袁葆恒的看法,检验必须慎重。因此,承办的三司官商量下来,决定行文顺天府,传齐所属州县的仵作,共同检验。至于检验的地点,自然以停放葛品莲尸棺的海会寺为宜。 凡是类此公事,照例责成首县办差。顺天府的首县是大兴县,海会寺在朝阳门外,亦为大兴县地界,更是责无旁贷。因此,除了由刑部行文以外,翁曾桂特地去拜访大兴县知县汪家勋,当面商洽一切。 “用海会寺有点麻烦。”汪家勋说,“东城两处施粥厂,一处就在海会寺,每天去领粥的贫民,总有上万之多,拥挤不堪,诸多不便。果然要用海会寺,只好请各位大人将就。” “能将就当然将就。请教,是怎么个将就法?” “第一,地方很脏;第二,那万把人的粥施舍完,已经大天白亮了,收拾地方,陈设公案,也得个把时辰,早了不行。” “这倒不要紧。”翁曾桂说,“就正午检验也不妨。日正当中,阳光充足,检验反而合适。” “这一说就从容了。”汪家勋说,“到时候,我先备饭,吃完午饭再动手。” “太费心了!我先替本部六位堂官谢谢。” “这是分所当为。怕不中吃,请六位大人,众位老兄包涵。翁兄,请问,是三法司会审,还是光是刑部各位,人数一共多少,请给我一个确数,我好预备。” “此番不是会审,只是检验,本部六堂都到,司官大约七八位,不过差役很多,顺天府的仵作全要到,请汪大老爷格外招呼一下。” “全到!”汪家勋深为讶异,“顺天府所属五州十九县,仵作全到就是二十四名,何用如此之多?” “无非因为钦命案件,而且此案已经通国皆知,不能不格外慎重而已。” “是,是,”汪家勋又问,“检验定在哪一天?” “早了,各州县的仵作赶不及到京;迟了,大家要过年,也不合适。如今定在十天以后。” “今天十一月二十九,十天以后就是十二月初九?” “是的。” 顺天府所属,除大兴、宛平、西京县以外,二十四名仵作,在十二月初七那天就到齐了。刑部的仵作王七,是他们这一行的“龙头”,又是地主,少不得要摆酒相迎。是在“砂锅居”请吃白肉,筵开三席,吃饱喝足,就在那里商量正事。 “浙江余杭县这桩案子,各位弟兄想来都听说了。我听司里的老爷们说,这一案如果真的翻过来,红顶子都得坏一两颗!如今案情是大致清楚了,可是光问不管用,到头来还是要看人是怎么死的!所以这件案子到底冤枉不冤枉,全得看咱们的眼力,凭咱们一句话。这个关系,可真不轻!” 酒酣耳热之余,听得这么几句话,自足以令人兴奋。仵作这一行,算得是天下最无趣的行业之一,执业时目之所及,鼻之所接,手之所触,无一不令人作呕;而责任却又甚重,命案关乎疑犯生死,一点马虎不得。验出了真正的死因,命案破得漂亮,判得公正,“青天大老爷”的名声是县官的;若是验错了,如余杭县的仵作沈祥,便得千里迢迢,来吃官司。真所谓“吃一行,怨一行”,当到仵作,没有一个不是自怨入错了行。如今能有机会让大家知道,仵作口中的“喝报”,可以喝掉一两颗红顶子,总算有露脸吐气的一日,实在是一番绝大的安慰,然而,也要显得出本事,才能露脸吐气。时隔两年的尸首,怕是早已化成一堆白骨。蒸骨验毒之法,师弟相传,已历多年,但也只是口耳授受,谁亦不曾有过实务的经验,倘或辨认不清,二十几名仵作,全如废物,那不但不能露脸,反将这一行的脸都丢尽了。转到这一念头,每个人心上都拴了一个疙瘩。 其中有一名来自涿州的仵作,虽非“龙头”,行辈甚高——北五省各州县的仵作,大多出自刑部一个已经告退的老师仵作顾良的门下。顾良亲自教导的徒弟而还在当差的,已只剩下三个,这涿州的仵作魏振魁,便是其中之一。此人站起来说道:“这趟差使,要办得漂亮很不容易。二十几位弟兄会同检验,也是从来没有的事。我都想不出,应该怎么个验法?你看一看,他动一动,一个说病死,一个说中毒,这样子乱七八糟,可不是一回事。咱们得定出一个章程来:第一,要验得真;第二,要说得准,譬如中毒,中的是什么毒?也要说得明白。最要紧的是,咱们得推出一位来动手,另外也可以推几位做帮手,可是喝报只能一个人。一切都听他的!” 大家都以为是,而且魏振魁的行辈高,就推他动手主验,这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魏振魁却另有主意。 “承蒙各位弟兄抬爱,本来不应该推辞。不过,一个人能吃几碗饭,自己知道。这趟差使,我实在没有把握。”魏振魁略停一下又说,“我倒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顾二太爷当过五十多年的差,见多识广,像这样的案子,他手里一定经过;再说,顾二太爷辛苦一辈子,也没有这样子露一露脸的机会,我的意思,想捧他老人家一场。各位弟兄的意思怎么样?” “那还有什么说的?”众口一词地回答。 “话虽如此,是怎么个捧法呢?”魏振魁成竹在胸,但是此刻还不能细说,因为先要去问一问顾良。 如果他也没有把握,那把他请出来,就变成害他出乖露丑了! 既这么说,便只有一个办法,一切都请魏振魁安排,到时候听他的招呼。 十二月初九一早,朝阳门的城门简直塞住了,不过出城的多,进城的少;而出城的,十之七八是到海会寺,为的是看热闹。 久住京城的人,自称是在“天子脚下”,凡事讲究“有谱”,特别重视所谓“独一份”。验尸动用到二十余名仵作,不说绝后,至少空前,此事就可上谱,当然不容错过。 因为如此,这天赶早到粥厂的人也格外多,打算着喝完施粥,晒晒太阳,既饱且暖,到中午看看这“独一份”的热闹,也是一乐。 到得十点多钟,海会寺里里外外已挤得水泄不通。大兴、宛平两县及步军统领衙门,都派出差役兵丁,维持秩序。十一点刚过,绿呢后档车陆续而来,刑部六堂官,满汉尚书,左右侍郎皂保、桑春荣、绍祺、袁葆恒、麟书、钱宝廉都已到齐。司官八位,除了翁曾桂、林拱枢、刚毅以外,还有秋审处的总办,以及总司庶务的堂主事,与提解人犯的提牢厅主事,是早就在伺候差事了。大兴县办差,备了六大碗,一火锅的三桌午饭,吃完开审,正好是午正时分。 公堂设在大雄宝殿前面,有现成的粥厂席棚可用,正面摆三张长桌,是“六堂”的公座;左右各设两张长桌,八司官相向对坐;司官后面是书办,除了录供的有一张小桌以外,其余的都站着伺候。 到得刑部六位堂官升座,两廊及南面叠成好几层的人墙,顿时肃静无声,因而西配殿传来的哭声,隐约可闻——这是沈媒婆在哭儿子,小白菜在哭自己。系狱三年有余,可望重见天日,激动得泪流不止。 于是桑春荣咳嗽一声,左右看了一下,说道:“动手吧?” “是。”皂保答说,“请老前辈主持。” 桑春荣点点头,略略提高了声音说,“请浙江余杭县的刘大老爷上堂。” 刘锡彤也在西配殿,跟有关人犯葛品莲的尸棺在一起。上得公堂,照州县见督抚的礼节“庭参”,递上“手本”,自己报名,一跪三叩,起身站在旁边,半斜着身子望着桑春荣,等候问话。 “刘大老爷,”桑春荣说道,“上谕派你跟同检验葛品莲的尸棺,回头你可要自己留意,倘或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赶紧要声明。” “是!” “好!你先请下去。” 等刘锡彤退回西配殿,桑春荣向坐在西面的浙江司三司官问道:“仵作传齐了没有?” “传齐了。” “都叫来!” 于是东配殿出来一队人,刑部的仵作领头,魏振魁紧跟在后,二十几名仵作,个个昂首阔步,到得公案前面,排齐了磕头。接着便由提牢厅主事,依照名册,高声点名,也就等于为堂官引见。 “今天是什么差使,你们都知道吧?” “喳!”大家齐声答应。 “这件案子,已经天下闻名了!”桑春荣说,“所以惊动到朝廷,牵延到今天,都因为当初验尸马虎的缘故。如今也还是要靠你们检验之后,真相才能水落石出。你们的责任很重,一点都马虎不得!” “喳!”又是响亮的齐声。 “本部承审钦命案件,格外慎重,所以把你们顺天府属的所有仵作都邀了来,会同本部仵作,一起检验。想来你们总商量过,应该怎么下手?” “是!”刑部仵作王七答说,“回大人的话,仵作人数太多,每一个人都去看一看,也得耽误好些工夫。差人几个商量过,部里传唤当差,亦无非怕一两个人识力有限;或者各有所长,有的善看斗殴而死的,有的善看上吊而死的,有的善看服毒而死的,如果验出来有什么异样,总有人可以看得出一个究竟。原是集思广益的意思,并不是真的要经过二十几个人的手。所以,差人们商量,公推涿州的仵作魏振魁动手,如果他有什么看不准的地方,大家再帮他。” “好!”桑春荣深深点头,“你们的办法很好!谁是魏振魁?” 于是,王七将魏振魁推了一下,他便踏出来请个安答应:“小的就是魏振魁。” “你是涿州的仵作,当差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 “那是老手了!”桑春荣问,“你以前经手过类似的案子没有?” “没有!”魏振魁说,“不过,陈年的尸骨,看过许多。” “噢!”桑春荣问,“是怎么看到的呢?” “因为常有盗墓的案子,陈年的尸骨,每每丢得满地皆是,甚至于男尸、女尸,混杂不清。小的要把它归理清楚,按照人身上的部位,拼凑好,重新埋葬。” “这样说,你倒是泽及枯骨,积了许多阴功!”说到这里,桑春荣转脸看着翁曾桂问,“我们也要先验一验吧?” 翁曾桂起身答说:“定例只准复检,不准三检。今天验过,以后不准再验,关系很重。司官的意思,请哪位大人看一看,以昭慎重!” 桑春荣随即指定袁葆恒检验,由翁曾桂与秋审处总办余撰陪着,在殿前走廊上设了临时公座,身后站着司官及奉旨跟同检验的刘锡彤。所有的仵作,亦由王七与魏振魁率领,在东面一字排开,伺候差使。 “把葛品莲的尸棺抬出来!”袁葆恒说。 就这一声,四周看热闹的人,立刻都向西配殿注目,不一会儿,八名杠夫抬出一具贴满了封条的棺材来,头东脚西,横着放好,可以开始检验了。 “请大人先验封条!”翁曾桂说。 “好!”袁葆恒回身看了一下,“刘大老爷,请你也来,仔细看一看。” “是!”脸色憔悴异常的刘锡彤,拖着沉重的脚步,踏了回来,先向袁葆恒请个安,跟着到了尸棺旁边。 其实,尸棺的外表是无须查看的,因为五花八门,宽狭长短的封条,重重叠叠,都贴在棺盖与棺身接合之处,绝无如外间所传说的,棺中葛品莲的尸首,已被掉了包。但手续不能不做,袁葆恒略微看了看,转脸问刘锡彤:“可是原封未动?” “是!”刘锡彤答说,“卑职一路押运了来的,绝无毛病。” “那就好!开棺吧!” 说完,袁葆恒转身回座。刘锡彤却仍旧站在那里,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是何滋味。 “刘大老爷!”带领下手来开棺的魏振魁说,“你老请让一步,我们好动手。” 等刘锡彤一让开,魏振魁先抹了一阵鼻烟,方始指挥下手开棺。江浙的棺材,做得很讲究:棺身上方做一道凸槽,棺盖下面则挖一道凹槽,盖棺时由一端将棺盖推入,名为“落槽”。然后上榫头——榫头一共四枚,两头宽,中间细,形如线板。棺身两侧,各有同样形状的两个槽,槽身一半在棺盖,一半在棺身,及至将榫头嵌入,严丝合缝,正好将棺盖棺身锁住。若要启棺,除非劈开,以为可以取出榫头,推开棺盖,那是决不可能的事。 此时开棺,当然也要用到刀斧。先将棺身两侧合缝之处的油漆刮掉,然后用一把利斧斩断榫头,这就等于开了锁,棺盖可以移动了。 这时才是魏振魁亲自动手。手持斧头,刃口向上,只用斧背,走到棺材底端,看准了地方,使劲一击,棺盖略有些活动的意思。心中宽慰,手上却停了下来。 “各位老爷!”他大声说道,“棺盖马上要开了!里面作兴有气味冲出来,请各位老爷,最好先拿鼻子塞一塞。” 于是,有的取手帕捂鼻子,有的从荷包里掏出一粒辟瘟丹塞在嘴里。等大家准备妥当,魏振魁在棺盖上连着击了数下,棺盖一寸一寸地往另一端推移。约莫分离三四寸的程度,魏振魁又住手了。 这是因为槽道上已相当圆滑,无须再作敲击。魏振魁招呼手下,用手将棺盖推开,自己捂着鼻子往棺中探看。 葛品莲的尸首,已只剩下一堆骨头,但皮肉虽消,衣服却还没有完全烂光。至此,魏振魁的工作,初步告一段落。按照规矩,向翁曾桂打个千儿说:“尸棺已开,请目验!” 翁曾桂觉得有些头晕,不敢走近尸棺,怕有污浊之气上冲,便向刘锡彤说:“请刘大老爷看明白。” 刘锡彤的心情很矛盾,想看而又怕看。他怕看的原因与翁曾桂不同,并非为了怕闻到腐尸所积贮的邪浊之气,而是怕见真相。但真相如何,关乎个人的祸福穷通,却又舍不得不看。 就这迟疑之际,发觉万千条视线,都集中在自己身上,顿时警觉,自己这种畏缩的神情,便是情虚的模样,大非所宜。转到这个念头,怕看的心思完全被驱散,踏上两步,探头向棺中望去。 遽然一望,眼花缭乱,因为棺中杂物甚多,一时分辨不清,便向魏振魁问道:“哪是尸骨?” “这不是!”魏振魁用手中所持的火钳一指。 刘锡彤仔细看去,不觉惊喜,原来尸骨已经发黑!这不是毒死的明证?随即又想:这件事有点奇怪,莫非案外有案?葛品莲确是中了毒,不过毒物不是来自爱仁堂,而指使的亦非杨乃武?果然如此,自己担何责任?应该持何态度? 事出意外,一时想不明白,只是发愣。翁曾桂却在催问了:“刘大老爷!你看明白了没有,可是葛品莲的尸首?” 刘锡彤定定神答道:“葛品莲的尸身皮肉,已经腐蚀不存了,只能从衣饰去辨认。死者入殓时,是何服饰,我不知道。” “这么说,要传死者的亲属来辨认?” “这,不必了!”刘锡彤说,“棺材不错,里面的尸首也不错。” “是葛品莲尸首的正身?”翁曾桂追问一句。 “是的。” “那好!刘大老爷你请过来。” 翁曾桂领着他到一旁刚设置的、准备填写尸格的小桌边,请刘锡彤自行具结,验明葛品莲的尸棺,并无任何异状,棺内亦系葛品莲尸首的正身。办完这手续,方去请堂官来自验。 袁葆恒勇于任事,亲自下座察看:发觉尸骨发黑,亦颇讶异,便问魏振魁:“这是不是中毒而死的样子?” “回大人的话,要验了才知道。” “那就赶快验吧!”袁葆恒吩咐了这一句,回到原来的座位上。 这到了揭露真相的时候,堂上堂下莫不屏声息气,视线随着魏振魁的动作而转移。只见他用火钳夹出几块尸骨,放在下手所持的一个木盘中,然后用新棉花蘸着烧酒,擦洗了好一会儿,方始翻来覆去地映照察看。 旁观的人当中,最关心检验结果的是刘锡彤,双眼一直盯在魏振魁的脸上,想从他的表情中窥知消息。 谁知魏振魁深沉之极,脸上任何暗示都没有,平静而沉默地看完,方始有了一种表示:微微摇头。 “翁老爷,”他说,“除非有一位老司务来,谁都验不出结果。” “噢,”翁曾桂急急地说,“谁啊?” “原是刑部的老仵作,也是小的业师,姓顾,单名一个良,如今已经告老了。” “顾良!啊!”翁曾桂说,“我听说过这个人。不过,他告老了,怎么办?这位老司务,今年多大岁数?” “七十八。” “七十八!”翁曾桂怀疑,“这么大岁数,眼力还行吗?” “行!翁老爷问王七就知道了。” 于是,翁曾桂招招手,将王七唤了过来,拿魏振魁的话告诉了他,王七随即答说:“翁老爷,顾老司务是我们这一行的老前辈,今年虽然七十八岁,行动有些不便,不过耳聪目明,精神还是很好,小的本来就在想,这件疑难大案,必得把这位老司务请出来,差使才能办得漂亮。不过——”他面有为难之色,没有再说下去。 “你说,”翁曾桂问,“不过什么?” “顾老司务本人倒无所谓,他的儿子不肯。”王七解释原因:“他的一个小儿子是武举人,买卖做得很发达,所以顾老司务在家纳福,日子过得很舒服。他儿子说:这一行的身份不高,从前部里有名字,身不由己;既然告老了,何必还要见官磕头去当差?又说:老人家行动不便,如果磕磕碰碰,出点什么纰漏也不大好。” “那,”翁曾桂说,“这也不能强人所难。我且问你们,是不是另外还有好手?” “有啊!可是太远,曹州府的仵作林猫眼,也是有名的。” “曹州府在山东,不必去谈他了!”翁曾桂很清楚地问,“除了顾司务,别人就验不明白?” “是!别人一定验不明白。”魏振魁的回答,亦是清清楚楚,毫不含糊。 “既然如此,你们两个,一个是他徒弟,一个是他后辈,他就算帮你们的忙,也不能不出来啊!” “翁老爷说的是。顾老司务为人热心,倒是肯的,无奈他的小儿子不肯。”王七停了一下说,“如今只有再去商量商量看。” 翁曾桂环视四周,堂上堂下都是等得不耐烦的神色,何能让王七去从容商量?“你看,”翁曾桂指一指周围,“照这个样子,非把顾司务马上接来不可!你定得想法子。” 王七略停一下,做出一种下定决心的神态,“这样,翁老爷,”他说,“请你老到上头说一声,能不能请桑大人派车接他一接?赏了这个面子,顾家不能不识抬举。” “那容易,只要你有把握。” “有把握。” “好!”翁曾桂问,“顾司务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朝日坛附近。” “那不远嘛!好,我马上去回。” 上堂回明,桑春荣自然允许。于是,立即派车去接顾良,在此等待期间,暂且退堂休息。而看热闹的人,却已传开了消息,说是确为中毒,但中的什么毒,还不明了,须请高人来鉴定。 由此传说,又引起另一个传说,说是刑部尚书奉有两宫皇太后的懿旨:如果小白菜谋杀亲夫,审问属实,即时凌迟处死。因而便有人悄悄商议,只等检验有了结果,证实葛品莲是中毒而死,不消说得,必是小白菜下的毒,那就得赶紧到菜市口先占一个好位置,细看小白菜千刀万剐。 辰光就在这些荒诞不经、毫无根据的流言,被津津乐道、辗转传布之中,不知不觉地打发了。唯有刘锡彤的感觉,真个度日如年,好不容易听得辘辘车响,都道:“来了,来了!”刘锡彤的感觉又一变,如待决之囚,既希望早知结果,却又怕结果是判了重罪,因而茫然地随众望着,心里七上八下地,不辨是何滋味。 终于,在拥挤的人丛中,出现了三个人,走在前面的是王七,殿后的是魏振魁,中间一个长髯飘拂的老者,就是顾良。他行动迟缓而精神奕奕,穿一件老羊皮袍,戴一顶“三块瓦”的皮帽,手里持一根旱烟袋,在全场注目之中,从从容容地走着。到得与浙江司三司官近了,站住脚向魏振魁招招手。 “振魁,把你的大帽子给我。” “大帽子”就是红缨帽,差役仆从见官,戴红缨帽是一种尊敬的表示。顾良换戴了帽子,正待请安行礼,刚毅已经扶住了他。 “顾司务,”刚毅问道,“你还认不认识我?” “怎么不认识?”顾良答说,“我告老的那年,刚老爷刚刚到部。” “这样说,”刚毅指着翁曾桂与林拱枢说,“这位翁老爷跟林老爷,你大概没有见过。” “是!不过,没有见过可听说过。翁老爷是翁师傅的侄少爷,林老爷是两广总督林大人的五少爷,都是大有来历的人。”说着,作了个罗圈揖。 “好说,好说!”翁曾桂一面摆摆手作为还礼,一面指一指上面,“我带你去见六位大人。” 这时刑部六堂,包括袁葆恒在内,都已回归原座。等官带领,王七与魏振魁将顾良扶上堂,桑春荣大声说道:“顾良,你的腰脚不便,不必行礼了!” “刑部大堂,威严要紧,礼节不可以随便!”顾良向左右说道,“你们扶我磕头。” 到底还是磕了个头,方始起立回话。“顾良,”桑春荣说,“你的精神倒还好!” “是!托大人的福。” “眼力呢?” “看远的不行了。” “这样说,看近的还是可以。”桑春荣问道,“把你接来帮忙,你总知道了,是怎么一件案子。” “是,知道。” “你看,葛品莲的死因是什么?” “回大人的话,要看了尸骨才知道。” “不错!就费你的心了。” “是!”顾良作个揖,“趁阳光正好,顾良马上动手。” 于是,顾良长揖而出,仍由王七与魏振魁扶到殿外,与翁曾桂等人,坐在一起。二十余名仵作,都是他的后辈,纷纷前来问讯道好,“老师父,老师父。”喊得洋洋盈耳,着实有一番威风。 “各位少礼,公事要紧!”顾良喊一声,“老七!” “是!”王七答应着。 “余杭县原验的仵作在不在?” “在。” “好!”顾良转脸说道,“三位老爷,我想找原仵作来问几句话。不知道行不行?” “怎么不行?当然行!”刚毅便着人将沈祥带了上来。 沈祥脸色灰败,瑟缩不安地先给三司官行了礼,然后向顾良作了个揖,“老师父!”他说,“你是老前辈,总知道我们这一行的苦楚,身不由己。” “我知道,这些题外之话,暂且不谈。我先请教你,当初你验出来的死因是什么?” “不瞒老师父说,我没有啥经验,实在看不准。”沈祥答说,“看样子是中的烟毒。” “烟毒?”顾良问,“银针上是什么颜色?” “有点发黑。” “师父,”魏振魁插嘴,“这不足为凭!他银针没有用皂角水洗过。” “嗐!”顾良说道,“你学这一行,还没有满师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