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段议论，直揭游士政客的真面目，非常透彻。他说：“以上三难，逆难者皆天下黠滑游说，而貌为老成迂拙者也。粤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贾中有之，恐绅士中未必无之。”他劝林则徐“杀一儆百”，以止邪说。又提出警告：“公此行、此心，为若辈所动，游移万一，此千载之一时，事机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连用叠白，正就是龚定庵深知道光皇帝心意不坚，宜趁乾纲大振之时，作速料理，错过事机，皇帝的意向一变，就什么都不用谈了。

    最后是“归墟义”，归墟二字出于《列子》：“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所谓“归墟义”，实即龚定庵对林则徐至大至广、无可限量的期待，他说：“何为一归墟义也？曰：我与公约，期公以两期年，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宽，人心定，而后归报我皇上。《书》曰：‘若射之有志’，我之言，公之鹄矣！”

    这篇文章，需要细看，但林则徐实在太忙了，除召见以外，军机处及有关部院纷纷约晤，尤其是在皇帝决定派他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料理与英国的纠纷以后，更有许多公事要接头。此外便是一天两三个饭局，不能不应酬，因此龚定庵的这篇赠序，只能浏览一遍，要等闲一闲，才能细细思考。

    不过，龚定庵信中所述及的愿望，他很快地做了处置，请他的一个本家，认识龚定庵的林岵瞻，专诚拜访，向龚定庵致谢以外，解释不能延揽龚定庵的苦衷：第一，他这回是以湖广总督差往广东办事，除了在湖北调派属员以外，京中只有兵部、户部、工部各派司官随行，未便请调礼部主事的龚定庵；其次，这回奉派到广东，是个短局，而且预见到有许多麻烦，不敢劳动龚定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目前既无适当的职务可以安置龚定庵，而且亦没有能让龚定庵从容展布长才的可能。他亦很想罗致龚定庵入幕，但需广东差满，回任湖广以后，再从长计议。

    这些都是实情，林岵瞻又说得非常恳切，龚定庵自然充分谅解。不久，林则徐出京，督抚奉召陛见，或自请述职，照例对京官都要应酬，临行的馈赠，称为“别敬”，龚定庵也收到一份，是二百两银子。他正在窘乡，这二百两银子在他正感需要，但因为有那篇赠序之故，他不愿意林则徐误会意在打秋风，所以毫不迟疑地当时便退回了那份“别敬”，当然也写了道谢的信。

    第二天收到林则徐自良乡专差送来的回信。他是一出京，在轿子里便细读了龚定庵的文章，认为“旁义”之第三，以及“答难义”之第三，都可以算作“决定义”，此表示讲求火器，及陈兵海口，拒绝英商登陆，在他已是无可更改的决心。至于旁义第二，亦就是勒限命夷人迁居澳门，他说以前曾奏请过，未能允行，当然亦不必再奏请。至于“答难”第二义，减低关税，以及禁止奢侈品进口，他亦深以为然，且已略陈梗概。

    至于龚定庵顾虑林则徐到广东后，有各种“貌为老成迂拙者”会设法阻挠他既定的决策，林则徐的答复是：执事“谓彼中游说多，恐为多口所动，弟则虑多口之不在彼也”。不在彼则在此，强烈暗示他在京已听到许多相反的意见。这使得龚定庵为之忧心忡忡，因为此刻有皇帝的信任，这些相反的意见亦不过“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但如皇帝的意向有了转移，“妄言”立刻会成为强烈的反调，而成为林则徐获咎的由来。

    虽然林则徐的复信，情意恳挚，字里行间处处显出他对龚定庵这篇文章的重视与欣赏，但看情形，林则徐到广东以后的一切，未可乐观，不禁有爽然若失之感。当然他想如陈潢一般，一展怀抱，已成空想，亦是让他抑郁不欢的原因之一。

    就在这侘傺无聊的日子中，传来一个令人不能不关切的消息，太清春家庭中发生了变故。

    太清春已经居孀。这年的七夕，奕绘急病去世，正好四十岁。由他的长子载钧袭爵，照例降封，亦即是由贝勒降一等成为贝子。

    奕绘共有五子四女，兄弟姐妹大排行，除了老二、老九两个男孩早夭以外，还有三子四女。不幸的是，载钧既为长男，又为奕绘正室妙华夫人唯一的儿子，因此与奕绘交厚的宗亲至友，明知载钧与庶母不睦，如果让他袭爵，太清春及她所生的六个儿女，日子会很难过，但载钧居长嫡出，除非有特殊而且重大的缘故，连皇帝都无法不让他袭爵。

    载钧之与庶母不和，一半要怪奕绘。由于天性褊狭，加以幼年丧母，载钧的心理本就不大正常。而奕绘由于宠爱太清春的缘故，对子女自不免偏心。太清春倒是常常相劝，应该抚慰载钧，管教亦不必太严，但奕绘全不理会，他说：“管教不严怎么行？他将来要袭爵当差、支撑门户，如今管教不严，将来全家受祸。”

    话说得义正词严，太清春不便过分干预，只能自己处处照应载钧，但越是如此，载钧似乎反感愈深。当然亲友中亦有嫉妒太清春，而故意表示同情载钧，间接形容太清春之不贤。而男女下人中，无事搬弄是非者，更不乏人。这一来，载钧与庶母之间，便有了一个难解的结了。

    其时太清春的长女，行三的孟文，已远嫁至察哈尔，是蒙古科尔沁旗超勇亲王的福晋；另外两个女儿，行四的仲文及行七的以文，都已许字贵族，尚未出阁。载钧对这两个妹妹，比较客气，但对异母所出的两弟，行五的载钊及行八的载初，非常厌恶，动辄呵斥责骂，从无好脸嘴。载钊十四岁，载初更只有八岁，受了委屈，少不得向母亲哭诉，但太清春不敢出面理论，因为那一来载钧必然借题发挥，大吵一场，只好多方抚慰两个儿子。载钊很懂事，能够体谅母亲的委屈，八岁的载初总是哀哭不休，哭得太清春心烦意乱，不免施以夏楚，但真如俗语所说的，“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太清春每每终宵以泪洗面，憔悴得不成样子了。

    太福晋倒是很同情太清春，但她对长孙亦无计可施，因为他会回嘴，有时让太福晋气得发抖，反倒要太清春来解劝。

    如是经过三个月，有一天太福晋将她找了去说：“我看你还是搬出去住吧！不然一定会出事。”

    太清春大吃一惊。“会出什么事？”她想了一会儿说，“请太福晋明明白白告诉我。”

    “我也说不清楚，你也不必问了。”

    “不！”太清春很坚持，“太福晋不跟我说明白，我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日夜提心吊胆，那种日子怎么过？”

    “你只要搬出去了，自然没事。”

    “这么说，是大爷要撵我？”

    “他倒没有说这话。”

    这就奇怪了，既非载钧之意，然则是——她陡觉脊梁上一阵凉，用抖颤的声音问：“是太福晋不准我住在府里？”

    “我怎么会撵你？”太福晋立即否认，停了一下说道，“我是看老大的意思，似乎只要你搬了出去，他就，他就不往下追究了。”

    “追究什么？”

    太福晋摇头不答，但经不住太清春一再追问，她叹口气说：“唉！总怪你喜欢作诗作词，本来没有的事，只为有笔墨留在外头，才会有人造谣生事。”

    太清春恍然大悟，紧接而来的是莫名的悲愤，恨不得以死明志，但一想到儿女，决绝之心自然而然地就软了。

    满怀的幽怨委屈，无法与小儿女诉说。幸而孟文由察哈尔归宁，以超勇亲王福晋的身份，载钧对这个小他一岁的妹妹，不能不以礼相待，同时对庶母亦勉强维持着一份应有的礼貌，但骨肉之间的矛盾，只是暂时被隐藏，并未消融。

    到晚来，母女俩在府中的天游阁上单独相处，孟文才有机会细问风波的由来。太清春将太福晋的话告诉了她，孟文既骇且怒，当然也陪着她母亲流泪。

    “我没有想到大哥的天性这么凉薄。他不能这么欺侮人，娘，我明天去看三太爷。”

    “三太爷病在床上，已经在办后事了，哪还能管咱家的事？”

    “那就看五太爷。”

    “三太爷”与“五太爷”是指皇帝的胞弟，惇亲王绵恺与惠亲王绵愉，在近支亲贵中辈分最长，高宗一系的子孙，凡有委屈，往往向他们乞援。惠亲王绵愉秉性恬淡冲和，笃于宗亲，在他的侄女、侄孙女中，最钟爱的便是幼受母教，亦写得一手清丽的小诗的孟文。如果去向他哭诉，他一定会出面来主持公道。

    太清春考虑了一会儿，觉得不妥：“就算是冤家，也宜解不宜结。”她说：“皇上这两年处事很严厉，倘或五太爷跟皇上谈到咱们家，万一皇上又生了气，给你大哥一点什么处分，那不更是结下了不解之仇？”

    “那么，明天我自己来跟他理论。”

    “那也不见得有用，表面敷衍，心里越发记恨。等你一回察哈尔，只怕我跟你两个弟弟更要受他的气了。”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莫非娘就老受他的欺侮？”

    太清春不作声，好久叹口气说：“为来为去，为你两个弟弟。反正也只是三四年的事，我就暂且避开他，等载钊到了十八岁再说。”

    原来王公子弟，定制十八岁行冠礼受封，有了俸禄，便可自立，如果谨慎当差，逐渐晋封，太清春还有一段桑榆晚景。

    “娘这么打算，我也没话说了。可是避到哪里去呢？”

    “自然是在外面找房子。”太清春说，“我已经拣出来几样首饰，打算托人变价。如果你赞成，我就趁你在这里，把这件事办了。”

    “娘何必拿首饰变价？”孟文说道，“我让鞑子馆拨款子过来好了。”

    原来蒙古王公每年朝贡，附带亦做贸易，到京以后，有固定的住处，俗称“鞑子馆”，又分内外两处，外馆在安定门外，内馆在御河西岸，那一带是外藩集中之地，礼部设有“会同四译馆”——明朝名为“四夷馆”，入清忌讳“夷”字，改称声音相近的“四译”，共计八馆，鞑子馆即为八馆之一。

    蒙古的贡使乃贸易随从，照例冬去春归，货物皆卸在鞑子馆，以皮货为主，货款大都托鞑子馆的执事代收。超勇亲王的贡使是陪着孟文一起进京的，他带的货物很多，孟文如果要支用个千把两银子，只要到鞑子馆将他找来，交代一句，他自然会去张罗。但太清春不愿意这么办。

    “这么办，对你不好，对我也不好。不管怎么样，你大哥的面子，我得维持住。而且——”太清春没有再说下去，因为她变卖首饰，出府别居，这种境况，比较易于博得人的同情。等彼此的怨恨为岁月冲淡以后，仍可回府。这是她一种乞怜的打算，不必说破。

    孟文当然也能体谅母亲的心境，琢磨了好一会儿，欣然说道：“娘，我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你就把首饰卖给我好了。”

    当然，孟文承受她母亲的首饰，一定会出善价。太清春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因为孟文的夫婿只知道她花了上千两银子买首饰，不会想到她是变相津贴了娘家。

    话虽如此，仍旧要用间接的方式。京师自乾隆末年，和珅当政以后，流行一种行贿的方式，以古玩铺、珠宝店为媒介，譬如有人想谋一个肥缺，居间的人就会告诉他，到哪一家店，去买怎么样的一幅画，或者一只花瓶作为礼物，送进去了自有效验。指定之物，开价极昂，不在话下。其实此物就是由受礼者家中取来的，表面送礼，内里行贿，而受贿者，看来只是收受了一样礼物而已。

    太清春亦是用这样的手法，托一家熟识的珠宝店经手，由孟文通知贡使，付价取物，并不知道这几样首饰的来历。

    其实，从太清春不容于嫡出之子，打算移居的消息一传，自愿相助的很多，太清春为了维持一份自尊，总是婉言辞谢，如今照孟文的办法，筹得置屋之资，要找房子，便不妨托人，很快地在西城养马营，觅得了略有花木、清幽整洁的一所住宅，携儿带女，迁离朱门。

    龚定庵是从许滇生口中得知此事始末，很想去看一看太清春，但听了许滇生的一番话，打消原意。

    “她如今居孀，家庭之间又有蜚语，所以她虽是家母的义女，我亦不便到养马营去看她。内人倒是常去的，每一回都陪她淌眼泪。载钧实在太岂有此理。上个月莲生进京，想去看她，我劝他不必，因为有害无益。”

    这话实际上也是劝阻龚定庵，他当然听得出来，爽然说道：“照此情形看，想写首诗慰问慰问，都大可不必了。”

    “这才是聪明的办法。”许滇生换了一个话题，“令叔快要真除了。”

    这一说，不想引发了龚定庵的牢骚。原来龚守正是嘉庆七年的翰林，为人庸俗，虽在翰林从不讲学问，龚定庵曾经公然批评他“一窍不通”，又说：“家叔的学问都从五色书而来。”人家问他：何谓五色书？他说：封面五色，就是五色书。红面的是缙绅录；黄面的是京报；黑面的是属下的禀帖；白面的是各衙门的知会；蓝面的是账簿。

    但是龚守正的官运亨通，因为他那种谨小慎微，从不多事，亦从不敢说一句有风骨的话，正适合曹振镛、穆彰阿所倡导的政风，所以早在道光十年，便已当到侍郎！这几年一直在各部转，先是礼部，后是兵部，再迁户部，复转吏部，仍回户部。

    这年九月终于升署礼部尚书，由于只是署任，所以龚定庵在礼部当主事，不必因为需要回避而请求改调。

    “定庵，”许滇生又说，“令叔一真除，你自然要改官。到刑部来如何？”

    许滇生是刑部侍郎，很想罗织龚定庵入刑部，但龚定庵的官兴已冷如死灰了。

    “到时候再看吧！”

    龚定庵并无意转调刑部供职，但许滇生不死心，极力怂恿，表示如果龚定庵肯到刑部，将请他当“秋审处总办”——这是刑部最具权威的差使，秋审处总办一共八个人，十八行省以及拘系在刑部“诏狱”——俗称天牢的待决重犯，都须先经秋审处审核，何者“情实”、何者“可矜”，一一推详，造成“勾册”，在霜降以前，呈上御前，待朱笔“勾决”。这份生杀大权，实际上操之于秋审处，所以这八总办被称为“八大圣人”。

    “定庵，刑律所穷，济之以礼。礼是府上的家学，你又一向讲究经世致用，目前秋审处的总办，就少像你这样一位精于《礼记》的专家，以致许多‘服制案’不得其平。我希望你考虑。”

    所谓“服制案”，是杀人犯所杀的人，如胞伯胞叔，或胞兄等，照《大清通礼》在服制上为“期服”，即是次于父母三年之丧的服丧一年，照刑律例须加重，但地方官向来以出“逆伦重案”为讳，因为有逆伦案即表示职司民牧的人，不能化民成俗，不足以为“父母官”，轻则降调，重则革职。同时“刑名师爷”有几条一脉相承的心法，其中有一条是“救生不救死”，所以明明胞弟杀了胞兄，应该抵命，往往夹签声明，“并非有心干犯”，同时在口供上亦每每避重就轻，有意开脱。

    这一来在勾决时，便可刊入“缓决”册内，死者岂非沉冤莫白。

    这番说法，倒使得龚定庵有些动心了，如果肯徇从许滇生的要求，转到刑部，派了秋审处的差使，遇到这种“服制案”便可据理力争，务得其平。可是毕竟只是动一动心而已，并不愿做出承诺。

    “你要我当‘圣人’，太抬举我了。”龚定庵为戏言搪塞，“到时候再看吧。”

    一回到家，龚定庵少不得将他胞叔的“好消息”告诉吉云，同时征询妻子的意见，即是龚守正真除了礼部尚书，他想乘此机会辞官。

    “辞了官干什么？”

    “我可干之事甚多，著书立说，书院掌教；再不然漫游江淮，卖文为活，亦强似做这个吃不饱，饿不死，还要伺候贵人颜色的小京官。”

    “那么你是拿什么理由辞官呢？”

    “老父年逾七十，就是理由。”

    “既然如此，”吉云建议，“何不写信回去请示老太爷？”

    “请示老太爷，还不如请示太老师。”

    “太老师”指原任体仁阁大学士阮元，已在这年五月告老，住在扬州。龚定庵专函驰问起居，顺便提到辞官。他相信阮元如果赞成，就一定会替他谋一条很好的出路。

    正月初一，龚定庵到他叔父龚守正家去拜年。他们叔侄一年只见两三次面。见了面亦没有什么可谈的，不过这年因为有辞官一事，龚守正倒显得很关切。

    “我劝你不要辞。许滇生想延揽你到刑部，大家都是熟人，你去了也好。”

    “刑律我不熟。”龚定庵说，“我想还是辞官的好。”

    “你辞官，于我的面子不好看。”龚守正说，“倒像我当了尚书，容不下一个胞侄似的。”

    龚定庵觉得他提出来的理由很奇特，同时心里也不免反感，世界上有侄子为了叔父的“面子”，不能自己选择出处的道理吗？

    正在这样想着，门上递进一张名帖来，此人姓吴，现任翰林院编修，是龚守正的小门生。龚定庵最讨厌少年翰林那种趾高气扬、自以为了不起的神气，便即起身，避到屏风后面。

    “近来忙不忙？”他听见龚守正在问。

    “还好。”

    “噢，闲下来干点什么？”

    “写大卷子。”

    “好！”龚守正脱口夸赞，“你要想得考差，第一在书法要下功夫，字迹要端秀，墨要浓，点画要平正。所谓黑、大、光、圆，”他一字一句地说，“能如此，就没有不入彀的。”

    龚定庵实在忍不住了，一面出屏风，一面鼓掌。“翰林的学问，原来如此！”他说，“领教了，领教了。”

    这吴编修尴尬得手足无措，龚守正是把脸都气白了。龚定庵自己也觉得有点荒唐，当然，他知道他以后不必再来，就是来了，他叔父也不会见他。

    这件事在京中，尤其是浙江的京官之中，传为笑谈，以至于远在杭州紫阳书院主讲的龚闇斋都知道了，家书中痛责龚定庵无礼，说他很担心龚定庵会在口舌笔墨上得祸，既然有辞官之意，不如速办为是。

    接着，阮元也来了信，他的信是托进京的便人带来的，还有一百两银子。信中说，他不便劝龚定庵辞官，因为到底只有四十多岁，年力正强，可为朝廷多做点事。不过人各有志，不便相强，龚定庵果真去志已决，在他来说，林下有一个可谈之人，是一大乐事。至于出路，不足萦心：“天下安有饿死之定庵哉？”

    于是再一次与妻子商量归计。这一回，吉云完全赞成。原来不知从何处散播出一种流言，说定庵与太清春有了不可告人的秘密。吉云绝不信有此事，但流言却越传越盛，使得她非常痛苦，当然龚定庵本人一无所知。

    现在既然决心辞官，吉云觉得应该将此事作一番澄清，因为龚定庵迟早会知道的，到那时人已离京，无从分辩，岂非一生蒙受不白之冤？

    但是，她不知道如何开口。措辞欠当，立即会引起夫妇之间的裂痕。因此，在谈家务时，不知不觉间流露出心神不属的表情，龚定庵不免奇怪。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龚定庵说，“移家当然不容易，起码得有三千两银子，才能把各处地方的账料理清楚，不过，我已经有打算了。”

    “你是怎么个打算？”

    “我先单身出京，去找几个朋友，其中有两个朋友，一定可以帮我很大的忙。”

    他的这两个朋友都是道光九年会试的同年，一个叫何俊，字亦民，安徽望江县人，三甲第一名，但却是翰林出身，前年外放为知府，分发江苏，为南河总督麟庆所延揽。

    何俊在河工上的差使，入息甚丰，他私人接济以外，还可以在南河衙门，照例应酬过往官员的“公款”中提一笔款子相赠。

    再有一个是卢元良，字心农，江西南康人，三甲第二十四名，榜下即用，外放为江苏的知县，十年下来，逐渐调任优缺，如今是扬州府附郭的甘泉知县，地当运道，商务繁兴，有他帮忙，打个千把银子的秋风，轻而易举。

    “时间不必太久，有半年工夫，我就能回京接你们。至于住杭州，还是住昆山，到那时再看。”

    住昆山便是住龚定庵的别墅羽琌山馆。吉云问道：“昆山的房子，恐怕要修了吧？”

    “那花不了多少钱。”龚定庵说，“或许要住扬州也说不定。”

    “何以呢？”

    “太老师住扬州，他或许会在那里替我谋个馆地。扬州既有何亦民、卢心农在，诸事皆有照应，所以在扬州安家，亦不失为善策。”

    吉云点点头不作声，眉宇之际却又显现了心事，龚定庵自然要追问了。

    “你到底有什么事放不下心？”

    “何亦民、卢心农，跟你是无话不谈的？”

    “嗯。”龚定庵答说，“卢心农还比较客气，何亦民倒确是无所不谈。”

    “他们如果问起你跟太清春的事呢？”

    “太清春？”龚定庵大为诧异，“我跟太清春有什么事？”

    “你还不知道？”

    龚定庵越发惊骇，急急问说：“知道什么？”

    “我一直没有跟你说，因为我不相信有这回事。”吉云终于说破了，“外面沸沸扬扬，都说你跟太清春如何如何，我亦不必形容了。”

    龚定庵又惊又气，但很快地恢复了平静。“你信不信呢？”他问。

    “我自然不信。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那么，你这些话是从哪里听来的呢？”

    “问我的人也不止一个。你何必问？”

    “不！我一定要知道流言的来源，才知道是谁在造我的谣。”龚定庵又问，“许滇生夫人跟你谈过没有？”

    “她跟我谈过。不过，她知道是谣言。”

    “她怎么说？”

    “她说：‘有人在造定庵的谣言，说他跟太清春有暧昧。定庵的情形我不清楚，不过太清春冰清玉洁，我是信得过的。’”

    “好！”龚定庵点点头，“你这么说，我倒不妨问问许滇生。”

    “也好。这种事最好早弄弄清楚，到一出京，人家问起你来，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辩都无从辩起，岂不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说得是。我今天就到许家去。”

    “不过，项莲生跟太清春也很熟，人家造谣为什么造到你头上，这一点你也应该想想，总有个缘故在里头吧？”

    龚定庵沉吟了一会儿说：“好，我给你看一首词。”

    龚定庵拣点出来的，便是那首《清平乐》，两阕八句四十六字，但“三里春风韦曲岸，目断那人庭院”，地点指得太明确了。吉云到此时才知道他对太清春确有爱慕之意，但这也是无足为奇的事，龚定庵多情善感，而本性又是意气飞动，心里藏不住话的人，所以结句“可能纫佩同归”，亦只是有那么一个念头而已。

    “我已经‘招供’了。”龚定庵问道，“吉云，你不会误会我吧？”

    吉云笑一笑，念了龚定庵的一首七绝：

    “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

    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

    这便很明显了，吉云的意思是，此亦不过又一“偶”而已。龚定庵自是深感欣慰。但流言究竟从何而起，不求个水落石出，他是不能安心的，因而当天便去看许滇生，直道来意。

    “流言已非一日，中伤的不是你，是太清春。知道他们家庭风波的，流言从何而来，不言可知。”

    “原来，”龚定庵恍然大悟，“原来是载钧在散布这种无根之言！”

    “定庵，”许滇生说，“在他人看，并不算无根之言。跟太清春酬唱的人很多，何以独独拿你扯在一起？你那一卷《无著词》几乎都是‘无题’，难怪引起猜测。”

    “那卷词是道光三年夏天刻的，其时我还不认识太清春。”

    “人家怎么会知道？”许滇生随手拿起龚定庵那本《无著词》说，“这两天我正好在看你这一卷词。我念两首你听听，你就知道流言之起，无怪其然。”

    许滇生翻了一下，念的是两阕《桂殿秋》：

    “明月外，净红尘，蓬莱幽窅四无邻。

    九霄一派银河水，流过红墙不见人。

    “惊觉后，月华浓，天风已度五更钟。

    此生欲问光明殿，知隔朱扃几万重。”

    “这两首词是记梦。”龚定庵说，“小序中不说得明明白白吗？”

    “《无著词》大多无题，这两阕《桂殿秋》，加上一段序，托言梦境，而有人以为实有其地，定庵，试问你何词以解？”

    接着，许滇生便念那段小序：

    “六月九日夜，梦至一区，云廊木秀，水殿荷香，风烟郁深，金碧嵯丽。时也方夜，月光吞吐，在百步外，荡瀣气之空濛，都为一碧。散情景而离合，不知几重？一人告予：此光明殿也。醒而忆之，为赋两解。”

    龚定庵一面听他念，一面在转着念头，梦中情景，与太平湖的“朱邸”，确有相似之处，实在难怪他人猜疑。

    “好吧，滇生，你要寻章摘句，我亦无法，不过，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总也看得出来。”

    “当然。”许滇生说，“词中像‘此生欲问光明殿，知隔朱扃几万重’，只是爱慕惆惘之语，发乎情，止乎礼，我辈深知，无奈资以为口实者，有意渲染，话就很难听了。”

    “这些，”龚定庵颇为不安，“这些难听的话，传到了天游阁没有？”

    “你想呢？”

    “这——”龚定庵顿足无语，不住长吁短叹。

    “你也不必难过。她倒是谅解的，”许滇生又说，“我已替你辟了好几次谣，不过，这种事只能随缘化解，如果刻意想澄清，反倒落了痕迹。无奈者在此！”

    “承情之至。”龚定庵说，“幸而还有知者。”

    “也幸而太清春还谅解。她寄名在家母膝下，我们不能不管她的事，如今正在多方调解她的家庭纠纷，大概可望重回故垒。”

    “那太好了。”龚定庵略感安慰，“她的境况如何？”

    “很窘。”许滇生说，“又不受人怜，真是爱莫能助。”

    接着，许滇生谈了些太清春的近况，但她的生活，似乎除了清苦以外，并无改变，依旧课儿教女，依旧按谱填词，依旧很细心地照料她的笼鸟金鱼，还有那头全身雪白、无一根杂毛的狮子猫。

    四月廿三日，龚定庵带着书童晋福，飘然出京，两部骡车，一部乘坐，一部装行李。行李中最主要的是一百卷的诗文集。铺盖倒是新制的，箱子里还有百多两银子的盘缠。这些都是他的一个姓朱的同年，进京引见，因为宦囊丰盈，慨然相助。倘非如此，四月廿三还走不成。

    早在定了行期之时，龚定庵便决定以诗记行，勒为一卷，作为辞官的纪念。当然，这些诗还有一个很实在的用处——可用来打秋风。

    此念初起，感怀平生，瞻念未来，便一口气写了四首七绝：

    著书何似观心贤？不奈卮言夜涌泉。

    百卷书成南渡岁，先生续集再编年。

    我马玄黄盼日曛，关河不窘故将军。

    百年心事归平淡，删尽蛾眉《惜誓》文。

    罡风力大簸春魂，虎豹沉沉卧九阍。

    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

    此去东山又北山，镜中强半尚红颜。

    白云出处从无例，独往人间竟独还。

    第一首开宗明义，宣示著作事业的另一个开始。本来著书立说，不如返照内视的观心境界来得高明，何况著作已有百卷之多，本可罢手，无奈夜来文思泉涌，下笔不能自休，于是只好重新编年，自此以后的著作，列为续集。“卮言”是谦辞，“支离无首尾之言，谓之卮言”，但照《庄子·寓言》篇的注解，卮为酒器，满则倾，空则仰，是故所谓“卮言”，在龚定庵的意思是自有那么多的话要说，不由自主地倾吐。至于所谓“南渡”，用唐诗“故人北游久不回，塞雁南渡声何哀”，自拟塞雁之失所，“南渡岁”当然是指这一年——道光十九年己亥。

    第二首是说不因境遇，而困厄他的名山事业。“玄黄”是马的一种病态，黑马如果有了病，毛皮会变黄色。病马难效驰驱，但盼日落黄昏，可以归枥息足，这是龚定庵自言辞官的原因。但他的雄心壮志，却如“故将遗老”，关河虽遥，并不因病马不得力而觉得束手无策，这是自喻他在著作上还有漫长的路，决心要去走完，而且要改变作风，删落艳词浮语，一归于平淡精微。

    第三首便不免自我解嘲了。“春魂”与“落花”相呼应，首言罡风力大，春魂动荡，以喻不能安于位；“春”欲叩阍，诉之于天帝，无奈虎豹当关，不得上达。《楚辞·招魂》：“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注：“言天门凡有九重，使神虎豹执其关闭，主啄啮天下欲上之人而杀之也。”九阍即天帝所居的“九门”，亦作“九关”，此言“春魂”虽为“罡风”所欺，而又畏惧虎豹，不敢闯关向天帝一陈委屈，只好如落花之辞枝，却不道反是一种成全。“终是落花心绪好”，用杜甫逢李龟年诗意，“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四月二十三适是“落花时节”，此去江南，正当好景，而又有多少故人重晤，心绪极好，不能不默感玉皇无恩之恩，而言“平生”者，无恩之恩不知凡几？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真正道出了龚定庵隐藏在狂态之下的本心，博得许多朋友的激赏。

    第四首寄悲伤于感慨，“白云乡”是仙乡，亦是帝乡，独往独还，枉走一遭，从无此例，亦是自伤“明主弃”，但不以为自己是“不才”。

    但落花自辞，仍恋故土，亦恋故人，第五首自道其情：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第六首是第二首“百年心事归平淡”的引申：

    廉锷非关上帝才，百年淬厉电光开。

    先生宦后雄谈减，悄向龙泉祝一回。

    利刃谓之“廉锷”，亦借用作词锋犀利，典出《文心雕龙》：“义吐光芒，辞成廉锷。”但“上帝才”三字很费解，有人私下问他说：“‘上帝’可用以称王者，你说‘廉锷非关上帝才’，是否意谓今上庸弱？”龚定庵当然否认，他说“上帝才”不过指天才之才，必须后天“淬厉”。他说他锻炼成一把“龙泉宝剑”，入仕以后，觉得出手易于伤人，只好乞利器谅解，这便是“悄向龙泉祝一回”。

    以下便是一连串的“辞行”，第七首自注“别西山”：

    太行一脉走蝹蜿，莽莽畿西虎气蹲。

    送我摇鞭竟东去，此山不语看中原。

    第八首是“别翠微山”，用的是仄韵“九屑”：

    翠微山在潭柘侧，此山有情惨难别。

    薜荔风号义士魂，燕支土蚀佳人骨。

    第九首、第十首是留恋京城，因为三世作宦，几及百年：

    进退雍容史上难，忽收古泪出长安。

    百年綦辙低徊遍，忍作空桑三宿看。

    祖父头衔旧颎光，祠曹我亦试为郎。

    君恩够向渔樵说，篆墓何须百字长？

    再以下便是别友，第一个是河南光州的吴虹生，龚定庵与他有“七同”，主要的是同一年中举，同榜中进士，而且同出于王植门下，因而情谊特深，龚定庵以鹣鲽相比拟：

    事事相同古所难，如鹣如鲽在长安。

    从今两戒河山外，各逮而孙盟不寒。

    其次是道光十六年进士，现任刑部郎中的黄玉阶，他们的交情是：

    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

    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

    黄玉阶籍隶广州，属于岭南，所以用“岭上云”来对古道照人的“秦时月”。

    再有些好友，如孪生兄弟——湖南道州的何绍基，字子贞；何绍业，字子毅；湖南益阳的汤鹏；等等。总有十来个人，一一赋诗留别。

    接下来便是回忆入仕以来，令人难忘之事，有得意，也有感慨。龚定庵最难忘情的是金殿对策，大致本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书》，自命为救时的良策，亦自信应可入翰林，结果大失所望。如今牢骚虽已消失，而回想殿试当时的兴会淋漓，得意之情犹在：

    霜毫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

    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

    就这样，一路上回忆为学、服官、交游，杂以沿途所见的感慨，都记之以诗，到得清江浦时，已积下八十几首，第一个读者是他的同年何俊。

    但是，他只略略翻了一下，便将诗稿置在一边。“我现在没工夫拜读大作。”何俊说道，“你的运气不错，最近麟河帅的心境很不坏，趁他还没有去看闸以前，你去见他一见。走，走！”

    他口中的“麟河帅”指南河总督麟庆。此人是辽金皇室完颜氏之后，字见亭，隶属满洲镶黄旗，道光十四年的进士，自道光三年，外放徽州府知府以后，宦途极其顺利，十年工夫当到湖北巡抚，不久调任南河总督，至今六年，年年“安澜”。南河总督只要河工不出事，便是天下第一美缺。

    原来河道总督，本有三员，分别管辖直隶、河南与山东、江南的河道，简称北河、东河、南河。乾隆十四年裁北河总督，东河总督由济宁移驻兖州，南河总督则一直驻清江浦，与驻淮安的漕运总督，掌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南河任重权大，过于漕督，亦过于东河，因此，经费非常充裕。

    南河每年的修护经费四百五十万两，倘遇决口漫溢，另外可以请款。这四百五十万两的岁修银中，只要用到十分之三，便已足够，换句话说，每年至少有三百万两的额外开支：第一是分段管河的各“厅”，滥支浮销；第二是支付“挂名差使”的干薪；第三便是应酬交际费用。当然，这些额外开支，必须由舞弊而来，河工的积弊，花样百出，由来已久，瞒上不瞒下，视为当然，但紧要关头，不能出事，一出事必获严谴。河工上重视交际应酬，广结人缘，亦就是为了怕出事，就在龚定庵到清江浦以前不久，有个河厅同知因为舍不得一百两银子，结果花了两万两。

    有个无赖姓王，云南人，他的祖父在嘉庆年间亦是河厅同知，阔极一时，身后子孙不肖，竟无法回籍，流落在两淮，最后只剩下一个孙子，便是这个无赖。淮扬一带，最多刻薄文人，坐领干薪，饱食终日之余，每好用文字消遣他人，所以这个姓王的无赖得了个用杜甫诗意的双关的外号，叫作“王孙”。

    一个多月以前，王孙向这个不识趣的河厅同知去“告帮”，要借一百两银子。那同知不但一口拒绝，而且还牵涉到他祖父，很挖苦了他一顿，那王孙笑笑答说：“一桩小事，阁下何必如此认真！我看阁下恐怕失算了。”

    过不多久，麟庆出巡。河工的规矩，沿堤须先堆积材料，以便一旦溃决，即时可以抢修。材料不外乎木柴、石块，其名曰“垛”，购料舞弊的方法，便是外实中空，叫作“虚堆假垛”。王孙找到一处假垛，藏身其中，等麟庆经过时，故意发出呻吟之声。

    “这是什么声音？”麟庆问说。

    “没有啊！”

    王孙一听这话，立即放声长号：“啊——哟——”

    麟庆大怒。“把这柴垛移开来看！”他说，“看是怎么回事？”

    于是随行的亲兵，纷纷动手，等一拆开，原形毕露，里面空空如也，一床草荐，睡着一个病夫。

    “小人没有家，”王孙跪在地上，喘息着说，“又得了个哮喘症，迫不得已，只好借此遮遮风雨，已经有三年了。”

    “瞎说！”那河厅同知气急败坏地向麟庆说，“回禀大人，此人叫王孙，是有名的无赖，明明是他把木柴偷空了，说什么有哮喘症。请大人把此人交给卑职，严办他的窃盗之罪。”

    “你说我偷木柴，莫非我还偷石头？”王孙指着那些“虚堆假垛”说，“请宪台大人验一验，没有一处不是空的。”

    一验果如所言。麟庆大怒，即时派随行的何俊将此同知看管，一回衙门便将拜折严参。河员渎职，处分极严，令人最难堪的是枷号河堤，甚至河督得了革职的处分，除非特旨，亦不能免于此辱。因此，那同知千方百计，请出漕运总督与淮安关监督来缓颊，总共花了两万两银子，方得无事。

    麟庆在南河五年有余，官声平常，但圣眷优隆，得力在他的乡榜座师——麟庆是嘉庆十三年的举人，这一科顺天乡试的正副主考是曹振镛、潘世恩——道光以来，一直都是最显赫的人物。因为如此，原本颇受重视的师生、同年的关系，运用到麟庆身上，更有意想不到的功效。

    何俊对这一点当然很清楚，因此他在介绍龚定庵之先，很巧妙地将他与麟庆的师承渊源绾合在一起，变成了同出于阮元门下的再传弟子。

    原来阮元是嘉庆四年己未科会试的四总裁之一，这一科探花王引之，是龚定庵在嘉庆廿三年戊寅恩科乡试中举的座师，而王引之的会榜同年，二甲卅八名，点了翰林的毛谟，是麟庆会试时的房师，照这层关系来说，龚定庵与麟庆是不折不扣的平辈世交，亦都是阮元的小门生。

    阮元是早在前一年夏天告老还乡的，他原籍仪征，定居府城扬州，麟庆每次到扬州拜见太老师，阮元总要谈起龚定庵，誉之为天下奇才。麟庆久已心慕其人，所以一听何俊谈起龚定庵要来，立即表示渴望一见，而且已问过几次，何以至今未到？照这样的情形来看，龚定庵此行，一定大有所获，但何俊不能不担心一件事。

    “定庵，这是极好的一个机会，就怕你口没遮拦，无端逞口舌之快，弄得不欢而散，那就是再窝囊不过的一件事了。”

    “今非昔比，你没有见我的诗‘先生宦后雄谈减’‘百年心事归平淡’？而况麟见亭礼贤好士，生平虽无赫赫之功，在旗人亦算庸中佼佼，我何苦伤他？”

    “照你这种口吻，其实无形中已伤了人。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但愿口角之间留神，别弄得大家都扫兴。切记、切记！”

    督抚衙门，皆有花园，不是在后，便是在西，南河总督衙门的花园在署右，是一座独一无二的“赐园”。

    这座花园是康熙年间河督张鹏翮所辟，乾隆朝高斌大加扩充，避用园林之名，题名“荷芳书院”。高宗南巡，曾在此驻跸，照规制，类此驻跸之处，如果不改作行宫，亦应封闭，高宗格外体恤，特命赐南河总督为休沐之地。既是赐园，不必再用掩耳盗铃的书院名称，因而改名“淮园”，后来又改为“澹园”，最后取海晏河清之意，改名“清晏园”，园额最近换过，是麟庆的手笔。

    清晏园之胜，全在张鹏翮所开的一座方池。池子很大，中有一道曲折虹桥，尽头一座六角亭，额题“倚虹得月”，便名为“得月亭”。亭柱上有麟庆题的一副楹帖：“四面绿荫春管领，一池红雨水文章。”池子四周，有三十多株大柳树，池中又满种红莲，所以这十四个字是写实。

    一到夏天，麟庆以得月亭为会客治公之地。何俊陪着龚定庵到达时，麟庆正在接见一位人瑞，此人是漕船上的一个水手，虽然鹤发飘萧，但看上去只不过六七十岁，其实已经一百三十二岁，有雍正七年初充水手的印册，以及嘉庆十二年河督李长森赏给的百岁银牌为证。

    由于是人瑞，麟庆特为给了他一个座位。在亭外旁观的龚定庵，听得麟庆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史浩然。”声音还很清亮。

    “哪里人？”

    “山东汶上。”

    “你是哪年生的？”

    “康熙戊子。”

    “你几岁到漕船上的？”

    “廿二岁。”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到雍正七年正是廿二岁。只见麟庆屈着手指数了一会儿，大概因为他所言不虚，表示满意，便又问道：“你的养生之道一定很高明。”

    史浩然听不懂他的话，便有带他来的一个武官说道：“大人是问你，你是有什么法子，能够活得这么长？”

    “小人是蠢人。”史浩然说，“饿了吃，困了睡，心里从不想事。”

    养生的秘诀，如是而已！麟庆自然不必再往下问什么了。赏了十吊制钱，遣走了史浩然，接待慕名已久的龚定庵。

    他的称呼很客气，是“定庵先生”；龚定庵则论科名，称之为“老前辈”，麟庆早于龚定庵九科，但年龄却只大了一岁。

    见了面，先叙师门渊源。“久闻太老师对定庵先生的赏识，异乎寻常。”麟庆说道，“我听甘泉乡人传说，京师有两句歌谣：‘阮公耳聋，见龚必聪；阮公俭啬，交龚必阔。’真正难得。”

    这两句话，龚定庵还是第一次听到，对传述之人，无形中生出感激之心，但心知其故，说了老实话。

    “果真有此两句歌谣，无非因为：第一，阮公失聪是假装的，常有人以俗务关税相扰，阮公拒之不可，只有装聋作哑，或许是因为我从不跟他谈这些事，所以不必有所顾忌。至于‘交龚必阔’，是因为我穷的缘故。”

    这就自然而然地吐露了需要周济的意向，麟庆很痛快，但也很含蓄地表示说：“此为我辈之过。”接着，便看了何俊一眼，眼色中很明显地暗示，应该多送程仪。

    “大帅的《鸿雪因缘图记》，不妨让定庵瞻仰瞻仰。”何俊转脸又问龚定庵，“想来你亦听说过，麟大人有这么一种生面别开的自订年谱？”

    “噢，听说过，不知其详。”

    “你一看就知道了。”

    麟庆对这件事最感兴趣，当即命书童将他的《鸿雪因缘图记》的稿本捧了出来。原来“鸿雪”是出于苏东坡的诗意：“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麟庆自从道光三年外放徽州知府以后，升迁甚速，宦辙所经，无论人事景物，颇有可记，因而在道光七年兴起一个念头，不妨画图作记，以供晚年退归林下的回忆，同时流传后世，至少亦可让子孙知道先世的经历。因而请幕府绘画的三位幕友执笔，自髫年开始，每历一事，必制一记，绘一图，预定每八十帧图记，汇成一集，现在已经积有两集了。

    这两集“图记”一时看不完，倘或借了去看，万一遗失损毁，主人痛惜，客人不安，所以龚定庵心中打算，只能略翻一翻，看到有可资以为谈助的，便即停下手来谈论一番，作为应酬主人的雅意。

    哪知随手一翻，恰好翻到“西湖问水”这一帧，当然就停下来了。原来麟庆的父亲字曙墀，嘉庆十一年以知府分发浙江，第二年署理台州府，旋调温州，麟庆时年十七，随父宦居浙江，寻幽探胜，共有十三帧图，“西湖问水”“净慈坐禅”“韬光踏翠”“钱塘观潮”“玉泉引鱼”“六和避险”是在杭州的游踪；台州有两帧，“赤城餐霞”“石梁悬瀑”；此外有在绍兴的“禹穴征奇”，有在温州的“永嘉登塔”“石门跃鲤”。

    有此渊源，龚定庵大感亲切，一帧一帧看下去，看到“敷文载笔”，复又读麟庆所作的记。敷文是指敷文书院，在凤凰山的万松岭上，南宋时密迩大内，所以明朝初建书院时，即名“万松”。入清以后重修，康熙五十五年御书赐额“浙水敷文”，因而改名敷文书院。其中有芙蓉石、玩心亭、飞跃轩、石匣泉诸胜，又有一座毓秀阁，供奉魁星，又名魁星阁。所谓“敷文载笔”，便与这座魁星阁有关。

    麟庆记道：“相传求名之士，于元旦日初出时，以五色丝缠香往拜，如易得手中笔，必获科第，然往往有不见者，则必颠踬棘闱，屡试屡验。余闻而心动，请于母，笑颔之。乃先期斋沐，于戊辰元旦，趁晨光熹微，衣冠登阁，仰视魁星手中，竟不见笔，甫拜祝，而笔自落，因以香易归焉。”

    戊辰是嘉庆十二年。在麟庆“敷文载笔”后不久，奉到恩诏，以来年为皇帝五旬万寿，举行恩科乡会试，麟庆北上应试，得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年己巳，连捷成进士，同榜二百四十一人，以麟庆年十九岁为最轻。

    敷文书院曾是龚定庵肄业之地，追忆当年，神往不已，彼此有许多往事可谈，一直谈到黄昏，麟庆还要留他喝酒，但因第二天一早，龚定庵便须转往扬州，而何俊有好些事要跟他谈，所以代他辞谢了主人的情意。

    回到何俊的寓所，已有五份请帖在等着龚定庵。他匆匆看了一下，一股脑儿推到何俊面前。“你看，”他说，“该怎么办，我听你的。”

    何俊看完了请帖问道：“你明天走不走？”

    “走又如何？不走又如何？”

    “不走，不妨每处到一到，不必担心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如果明天要走，我劝你哪里也不必去了，今晚上你还要办事。”

    “办什么事？”

    “你先别问。”

    龚定庵略想一想答说：“卢心农在扬州等我，明天要走，既然晚上还有事，咱们就不必出去了。而且，近年心情不同，酒食征逐，亦没有什么意思。”

    “好！我叫他们去弄个鱼翅来请你。”

    何俊将听差唤了来，指明到清江浦最大的一家徽馆四景园，关照要一大碗红烧鱼翅，另外配四样菜，马上送来。哪知听差尚未出门，南河总督衙门已有一个戈什哈持着麟庆的名帖，带着厨子挑夫，送来了一桌烧烤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