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得我们有罪，何不杀掉？”

    这话一传入高宗耳中，大为震怒，派侍卫传旨，立斩海成。此外查出当时闹场的还有四十三名，情节较重的三名充军到吉林，其余四十名“在旗披甲，不得更赴试”，这就是永远成为八旗的一名兵丁，封闭了他们的上进之路。

    庄存与的罪名当然也取消了，不但留任，而且本职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侍郎。由此又引出一段佳话。庄存与有个弟弟叫庄培因，字本淳，自负才华在乃兄之上，及至庄存与以一甲二名及第，庄培因很不服气，作了一首诗，结句是：“他年令弟魁天下，始信人间有宋祁。”以宋朝的宋郊、宋祁比拟他们兄弟，而以大魁天下自许。至乾隆十九年，果然中了状元，授职修撰。高宗便在这年——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乡试之年，特派庄存与、庄培因典试浙江、福建，兄弟联翩出都，各典一省，令人艳羡。

    但论人品学问，毕竟兄胜于弟。庄存与感于高宗的知遇，益励清操，这年典试浙江竣事，回京复命，巡抚送了极厚的一笔程仪，庄存与婉拒不受。于是改送了一顶暖帽——二品官是红顶子，最名贵的是用珊瑚所制。上路以后听差告诉庄存与，这颗红顶子是真珊瑚，价值千金。其时由运河北上，船已入山东境界，庄存与特派专差将这顶暖帽送回浙江。

    忆往视今，刘逢禄心想，外祖父庄存与如果生在今天，不是高宗那样的皇帝，也没有傅恒、刘统勋那类大臣，亦未见得有何作为。同样地，自己如果生在乾隆中叶全盛之时，龚定庵、魏默深就绝不至于荐而不受、埋没高才。

    那种伤时感遇的忧郁，久久不治，只有托诸吟咏，方能发泄，因而写了一首诗，题目是《伤浙江、湖南二遗卷》。刘逢禄不但经学义理得外家真传，辞章亦是高手，这首古风写得灿若云霞，第一段是称颂浙江人文之盛，以及他曾应一个浙江学政之邀，在幕府代为评阅文章的往事：

    之江人文甲天下，如山明媚兼嶙峋。盎盎春溪比西子，浣花濯锦裁银云。神禹开山铸九鼎，罔两俯伏归洪钧。锋车昔走十一郡，奇祥异瑞罗缤纷。

    刘逢禄在杭州时，寓舍在官巷口与西湖之间，临门一弯流水，万树垂杨，这条东西向的溪，水浅而澄洁无比，浣纱多在此地。“锋车”即为学使先驱之车，浙江共十一府，刘逢禄随学使按临，都曾到过，生童秀才的文章，已是“奇祥异瑞罗缤纷”，何况春闱的浙卷？第二段紧接着叙这年充会试考官的经验。

    兹登新堂六十俊，就中五丁神力尤轮囷。红霞喷薄作星火，元气蓊郁焊朝暾。骨惊心折且挥泪，拣时良吉齐肃陈。经旬不寐探消息，哪知铩羽投边尘。文字辽海沙虫耳，司中司命何欢嗔。

    “六十俊”下自注“浙卷七百余，独分得六十卷”，接下来专咏龚定庵的卷子，第三段转入魏默深一卷：

    更有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精选理跞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侍御披沙豁双眼，手持示我咨嗟频。

    这一句之下注：“湖南玖肆，五策冠场，文更高妙，予决其为魏君源。”在那时，刘逢禄以为必可与龚定庵同登高第，誉之为“双凤”：

    翩然双凤冥空碧，会见应运翔丹宸。萍踪絮影亦偶尔，且看明日走马填城。

    结尾两句，皮里阳秋，因为既言“翩然双凤”将“应运”而“翔丹宸”，而竟摈落，可见文运不振，所以用“萍踪絮影”为喻，表示他所见的两遗卷，只是偶尔所见，即令遗珠，不失人才之盛。

    终于中了进士了！这年是道光九年己丑，龚定庵三十八岁。

    会试中在第九十五名。殿试策论，精警无比，有人以为可媲美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但书法实在太拙劣了，取在三甲第十九名。

    朝考钦命题是“安边绥远疏”，其时有回匪张格尔作乱，经名将二杨——杨遇春、杨芳讨伐平定，但新疆的善后事宜，千头万绪，颇为复杂，钦命此题，有下诏求言之意在内。龚定庵本精于西北舆地，平时又颇留意时事，复以志在筹边，与固原提督果勇侯杨芳是好朋友，几次在京相晤，听他细谈平乱的经过，所以这个钦命题，真是搔着痒处，洋洋洒洒一千余言，指陈利弊得失，语语落实，阅卷大臣相互传观，都许为全场压卷之作。只是朝考为任用考试，龚定庵吃亏在殿试三甲不能入翰林，复以正楷不中程式，无法列入优等，只好以知县任用。

    进士榜下即用的知县，班次最高，吏部掣签分省，至藩司衙门报到后，遇缺即补，号称为“老虎班”。龚定庵倒颇有此意，不避风尘俗吏之名，去做个亲民之官，但他父亲坚决不允。

    龚闇斋其时已退归林下，在杭州的紫阳书院讲学，会试之前便有信给龚定庵，坦率地指出他入翰林的希望甚微。新科进士朝考任官，如果未点庶吉士，不外乎用作部员、外放知县两途，如果分部去当主事，自然最好；倘或用作知县，应该呈请改归本班，也就是仍旧当他的内阁中书，不过，同为内阁中书，进士出身升迁比较容易。

    因此，这一次会试得意，对他的前程影响不大。但从此以后，不必为考试分心，可以专心一致做学问，在他仍旧是一件极快慰的事。

    另一件自觉得意的事，便是将昆山徐秉义的旧居买下来以后，亲自选材督工，建了一座别墅，题名羽琌仙馆，将他平日所收藏的金石碑帖以及其他古玩，都贮藏于此，作《羽琌山金石墨本记》五卷，《羽琌之山典宝记》二卷，以为将来撰述《金石通考》的张本。

    龚定庵之好金石古玩，实在是有托而逃。他之成为名士，复又被视作狂士，都是被激而成，因为表面上看他玩世不恭，不中绳墨，不是个能在功名事业上卓然有所表现的人，其实他不仅有一片自道“平生哀乐过于人”的至情至性，而且有一番经世致用的大志，自许为班超、张骞一流人物，如果不能开疆拓土，建立边功，在朝希望申明制度，昌大文治。但这都需要遭逢圣君贤相，才有一展抱负的机会，而当今道光皇帝的作为，尽教志士丧气，龚定庵郁郁不得志，才激成个动辄如灌夫骂座的脾气。

    原来道光皇帝行二，才智庸下，只为嘉庆十八年林清之变，他用鸟枪打死了两名已爬上宫墙的教匪，对定乱颇有关系，因而为巡狩在外的仁宗封为智亲王。但仁宗是否愿以大位付智亲王，实在是个疑问。

    原来自雍正废立储之制，规定生前择皇子之贤者，密书其名，贮匣存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驾崩后由顾命大臣启匣视名、奉迎即位的制度以后，历经两朝，并未彻底实现这个独特的传位制度，高宗继位，在世宗生前已有强烈的暗示，仁宗则由高宗内禅，亲手以大清天下付嗣皇帝，更不必俟高宗驾崩，始知大位谁属。但仁宗宾天时，情况就不同了。

    因为道光皇帝在居藩时以次子而居长，复有林清之变定乱之功，似乎必当继位。但嘉庆二十四年，仁宗将三阿哥绵恺封为惇郡王，四阿哥绵忻封为瑞亲王，两王皆为仁宗继后钮祜禄氏所生，如果仁宗无所轩轾于其间，且如雍、乾两朝，心目中已定下嗣位之子，而属意于智亲王，则四阿哥不必越过他的同母之兄而封为亲王，徒起猜疑。既然这样办了，就不能说大位一定属于智亲王。

    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仁宗崩于热河，由于是中风暴崩，临终并无遗命，据说后来在一个随侍仁宗的小太监身上找到一个银盒子，上面是智亲王的名字，因而奉为嗣君。但三天以后，又有一道皇太后钮祜禄氏的懿旨，说：“大行皇帝龙驭上宾，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现随行在，自当上膺付托，抚驭黎元。但恐仓卒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予所深知。为降谕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太后的意思以为储位未定，所以有此一道懿旨，事实上智亲王已根据那个银盒子中据说是仁宗早在嘉庆四年朱笔所书的皇次子的名字而即位了。

    这一来，道光皇帝得位的经过，便又成了一重疑案，到底是仁宗所预定，还是太后根据仁宗生前的话而特为宣示，成了一个谜。但太后钮祜禄氏之不私，则昭然于天下。因此，道光皇帝对这位继母敬畏有加是无怪其然的。

    这位太后最初的徽号是“恭慈”。恭慈皇太后秉性严毅，此亦是道光皇帝敬畏的原因之一。道光皇帝跟明思宗很相似，志大而才疏，一心想做个好皇帝，看乾隆、嘉庆两朝，奢靡特甚，因而节俭异常，但最初并非如此，至少对他的一个宠妃，不但谈不到节俭，而且奢靡得已逾家法。

    这个宠妃亦姓钮祜禄氏，先封全嫔，有宠以后，累次晋封为全贵妃。她从小随父住在苏州，所以没有旗下格格那种“北地胭脂”的味道，娇小明慧，善解人意，道光皇帝对她的宠爱，可说已到了惑溺的程度，因此与一个总管内务府大臣发生了意见上的对立。

    这个总管内务府大臣，名叫英和，字煦斋，姓索绰络氏，满洲正白旗人，他的父亲是乾隆末年的礼部尚书德保，父子二人都以不愿依附和珅而为仁宗所激赏。宣宗即位后，他以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道光二年升为协办大学士，并为掌印谕的总管内务府大臣，宠信过于前朝。但英和刚正不阿，上谕不当，照样会顶了回去。

    有一回宣宗命太监传谕内务府，命苏州织造承办女用的纺绸绣花内袴，司官拟稿以正式公文致苏州织造，呈堂判行时，英和斥责司官糊涂，说：“这是什么差使！岂可用内务府的大印？”吩咐只需由司里去个便函即可。同时也大发了一顿牢骚，对全妃有很不客气的批评。

    哪知全妃在朝中有耳目，英和对她不满的话，很快地传入她耳中，少不得会在承恩时告个枕头状。道光皇帝耳朵很软，渐渐地，英和的宠信就大不如前了。

    又有一回，道光皇帝要为全妃制一只翡翠镯子，内务府开库找材料，没有成块能琢成镯子的大翡翠。道光皇帝细问了经过以后，面谕将库藏的一个翡翠蟠桃改为镯子，英和以为不可，面请收回成命。

    “这是高宗纯皇帝八旬万寿，两广总督的贡品。”他说，“以先朝的瑞器，作妃嫔的亵玩，似非所宜。而且像这样大的翡翠，是稀世之珍，琢成一双镯子是以大改小，亦觉暴殄天物。”

    道光皇帝不作声，此议就此打消。但对英和已由宠信变成恼恨。不久，以承修“万年吉地”不力，“地宫”出水的罪名严谴，竟致充军。英和被公认为贤相，他之落得如此下场，正人君子，无不痛心疾首。

    相对地，另一个近乎奸佞的人物，却是禄位日固，宠信日专。此人籍隶皖南，名叫曹振镛，官居首辅。道光皇帝即位之初，锐意求治，但才具既短，精力亦有限，章奏不能遍阅，颇以为苦。曹振镛献策说道：“如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陈缺失，完全是沽名钓誉。倘或加以处分，皇上就会无端蒙个拒谏的名声。此后中外章奏，皇上不必全看，只挑那细微末节的地方，严词谴责；臣下震于圣明，以为皇上明察秋毫，就没有人敢随便上折子，信口雌黄了。”

    道光皇帝听了他的话，从此专在“鸡蛋中挑骨头”，章奏中措辞稍有失检，立即着令“明白回奏”，回奏得不够圆满，轻则申斥罚薪，重则降调革职。这一来，吓得没有人敢说话，章奏中见解如何，不必重视，要留心的是，措辞是否堂皇得体，陈述是否触犯忌讳。当然凶灾不敢入告，凡事报喜不报忧，造成一种不痛不痒、麻木不仁的风气。

    这种风气不仅出现于官场，也传染到了科场。一本卷子的文章好坏在其次，首先要看的是，是否符合程式。在乾隆以前，试卷书法，用“帖写”大致仍旧是容许的。试帖诗出现拗体，只要诗好，亦不算犯规，这些字与诗，虽在通人看来属于所谓缺乏性情的“馆阁体”，但毕竟还有雅气，自从曹振镛当权后，看殿试卷子首重书法，有一个帖写的字，即视为“破体”，难登上第。流风所被，生气恹恹，这是龚定庵最愤慨的事，有一回替道士撰祝告天帝的“青词”，借题发挥，写了一首七绝：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但龚定庵毕竟不是玩物丧志的人，而且视金钱虽如粪土，名心却始终未能淡忘，因而不入翰林，一直引为恨事。而不入翰林则由于书法不佳，愤无所泄，家中除吉云以外，所有女眷包括收房的丫头在内，都叫她们学黑大光圆，无一帖写的“馆阁体”，常说：“我家妇女，没有一个人不可入翰林。”而犹以为未足，特意作了一部书，命名为《干禄新书》，自序中讽刺当道的意味非常明显。

    序文中首从殿试说起：“凡贡士中礼部试，乃殿试。殿试，皇帝亲策之，简八重臣，读其言。”金殿射策，由于是皇帝亲任主考，因而阅卷的八重臣，称之为“读卷大臣”。殿试以后，“八人者则恭遴其颂扬平仄如式，楷法尤光致者十卷，呈皇帝览”。殿试照例公选的十卷进呈，雍乾两朝，每视策论中的见解议论，定十卷的高下。但至道光朝，已变为“颂扬”的声调铿锵，所谓“平仄如式”，而“楷法尤光致者”，即为佳卷。题目落到楷法上，讽刺之意，愈来愈浓：

    先殿试旬日为“复试”，遴楷法如之。

    殿试后五日，或六日、七日，为“朝考”，遴楷法如之。

    三试皆高列，乃授翰林院官。本朝宰辅，必由翰林院官。卿贰及封圻大臣，由翰林者大半。

    “三试”便是进士复试、殿试、朝考，平均等第达一定标准，方能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即所谓“翰林院官”。而三试皆以楷法为重。至于非翰林，则以值军机为荣选。他说：

    军机处之职，有军事则佐上运筹决胜，无事则备顾问祖宗掌故，以出内命者也。保送军机处，有考试，其遴楷法如之。

    但自序虽在字里行间充满了牢骚不平之气，内容却很严肃，成为别开生面的一部专谈写字的好书，目录分为八大类：“论选颖之法”“论磨墨膏笔之法”“论器具”“论点画波磔之病”“论架构之病”“论行间之病”“论神势”“论气禀”，不输其当时安徽泾县包世臣所著的《艺舟双楫》。但自序中话说得太质直，士大夫虽好其书，却从不敢谈论，犹之乎好色好货，只好在心里，口头上讳言其事是同样的道理。

    不过，龚定庵虽未点翰林，但两榜中式这个出身，对他仍有极大的帮助。

    这是指军机章京。龚定庵以内阁中书保送考试而被摈，曾作《小游仙词》十五首，中有“姊妹劝书尘世字，莫嗔仓颉不仙才”的句子，可知亦是因楷法不中绳墨之故。军机章京所书文件，往往上呈御览，所以楷法不佳，不易中选。但其他的考试，竟亦重楷法：

    京朝官由进士者，例得考差；考差入选，则乘轺车衡天下之文章，考差有阅卷大臣，遴楷法亦如之。

    部院官例许保送御史，御史主言朝廷是非、百姓疾苦，及天下所不便事者也。保送后有考试，考试有阅卷大臣，其遴楷法亦如之。

    乡试主考及御史的职责，与字写得好不好毫无关系，而亦竟以楷法为遴选的标准，则朝廷政事可想。而善于楷法竟成升官的凭借，此即“干禄”二字的解释，而所谓《干禄新书》，就是一部谈楷法的书。

    当龚闇斋任上海道时，由于是有名的肥缺，龚定庵有足够的资格当“大少爷”，而自老父退归林下，宦囊并不丰盛，仅堪温饱，因此龚定庵虽不必赡家，但亦无法自家中获得接济，偏偏他是挥霍惯了的，当穷京官向来以举“京债”度日，唯一的挹注之道，是逢到大比之年能派到“考差”——放出去当乡试主考。龚定庵以书法拙劣，从未当过这种他在《干禄新书》中所说的“乘轺车衡天下之文章”的好差使，廉俸以外的收入，只有卖文的润笔。

    他的文名极盛，但卖文的“生意”并不好，有的是怕他在寿序或墓志铭中皮里阳秋骂题，花钱买辱，天下至冤之人所不为。事实上有人来请龚定庵作应酬文章，他先要看看人品，声名狼藉，或者行止有污，润笔再丰他亦置之不理。

    这样他就只有一条路好走：所谓“乞食江淮”“吹箫吴市”，以丐者自居，便是盛行于康雍乾嘉，而流风未替的“打秋风”。

    文人“打秋风”，自古有之，至乾嘉年间而极盛。因为高宗爱慕风雅，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封疆大吏及常因“南巡”而得接近天颜的扬州盐商，都视扢扬风雅为天职，弘奖士类，敬礼才人，这其实也是一种有远见的智计，因为乾嘉两朝有才气的读书人很容易出头，以文学而蒙特达之知，拔擢于高位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赋性吝啬，不肯应酬，一旦所得罪的人青云直上，或居言路，想起旧恨而报复，很难招架；相反地，平时结下香火因缘，危难之际得此辈相助，一言九鼎，化险为夷，亦是屡见不鲜的事。

    但是“打秋风”除了倾动公卿的大名士以外，大致布衣不如举人，举人不如进士，进士又以入翰林为最吃香。自乾隆以来，特重科名，翰林拜客，名刺长达一尺，出京以后所到之处，不论是何高官，无不礼遇。

    龚定庵虽比上不足，但比下有余，督抚监司如果是老师、前辈，照应门生、后辈，送上一笔丰腴的程仪，是天经地义。至于州县官或叙年谊，或论世交，亦没有不应酬的，倘或科名不及，更当尊为前辈，而况龚定庵又是通国皆知的大名士，所以到得债主盈门时，只要一趟江淮之行，总可安渡难关。

    何以不去他处，常至江淮？因为除了扬州盐商以外，有两淮盐运使、巡盐御史，以及驻靖江浦的南河总督，驻淮安的漕运总督，都是一等一的肥缺美差，而且应酬费用刊有专款，可以随意动支。

    不过，龚定庵游于江淮，所获虽丰，由于到处留情，随手挥霍，归来往往仍是两袖清风，只剩下几首新词而已。这些词有的无题，有的只记日期，只有从字里行间去想象他的剑气箫心。

    他的艳遇，以在扬州为最多，有时用情极深，四十岁那年在扬州度岁，流连不去，有首《高阳台》记别恨：

    宫烛欺烟，庭梅妒月，扬州曾记元宵。几度相逢，云萍依旧飘萧。谢娘风格清寒甚，捧红丝、劝写无聊。尽辜他，明月楼台，夜夜吹箫。 明知相约非相误，奈莺期不定，鸾镜终抛。万一重逢，墨痕留认鲛绡。青衫不渍清樽影，只模糊、红泪难销。且禁他，今夜江风，明夜江潮。

    原来这是个三十来岁，才丰、貌美、命啬的孀妇，龚定庵一见倾心，但人家为礼法所拘，虽以爱才之故，几度相晤，却无法长相厮守。杭州的家人催促，无奈相别，临行写了这首词相赠，犹望有重逢之日。但结果所得到的答复是变相的绝交书——一首《金缕曲》的后半阕是：

    相逢纵晚年华末，者扬州，潮生潮落，年年春水。不信琵琶弦上语，唤汝春魂不起。谁忆惯、前尘影事？删却临歧珍重语，怕寻消问息劳公子。词料在，且休矣。

    “琵琶弦上”是用杜甫昭君诗的典故，“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不信”即谓并无怨恨，也就是不承认有“红泪难销”的情事。结尾数语，隐然指龚定庵自作多情。

    类似情形，在苏州亦曾有过，有一首《台城路》，题目是：《同人皆调知余近事，有以词来赆者，且促归期。良友多情，增我回肠荡气耳》。那首词是：

    吴棉已把桃笙换，流光最惊羁旅。蜡屐寻山，黄泥封酒，小有逢迎今雨。《怀沙》辍赋，梦不到南州，邓林夸父。且逐寒潮，金阊一角饯秋去。 觉来谁与相遇，有卷中姚合，楼上孙楚，催我归舟。鸳鸯牒紧，莫恋闲鸥野鹭。青溪粥鼓，道来岁重寻，须携箾侣。多谢词仙，低回吟冶句。

    起句“吴棉已把桃笙换”，竹夫人别名“桃笙”，这便说明了他在苏州，自盛夏住到秋深，总有四五个月之久。在杭州的吉云写信给顾千里，请他代催龚定庵赋归，所以有“鸳鸯牒紧”的字样。

    起两句叙客地淹留，“蜡屐”之句是顾千里约了几个新交的朋友，为他饯行促归。“《怀沙》辍赋”用屈原作《怀沙赋》的典故，加一“辍”字，是因为唐诗有“欲作《怀沙赋》，明时耻自沉”，表示当时是“明时”，这是不得不然的门面话，否则会兴起他“避席畏闻”的文字狱。“南州”指晋朝的顾荣，他是“朝野推敬”的“南州望士”。“梦不到南州”合上句同看，命意颇为显豁，自言为屈原之怀才不遇，想为顾荣亦不可得。“邓林夸父”的典故，见于《列子》《山海经》及《淮南子》，夸父为神兽，不自量力，欲追日影，道渴而死，弃杖化为邓林。自况为“邓林夸父”，有自惜浪掷有用光阴之意。结句点明时、地、事。

    过片四句，姚合、孙楚，皆是虚拟。

    孙楚亦是晋朝人，才藻卓绝，善作遁词。但孙楚楼则是酒楼，在金陵，李白有《玩月孙楚酒楼诗》：“朝沽金陵酒，歌吹孙楚楼。”姚合为唐朝名相姚崇的孙子，工诗，刻意苦吟，冥搜物象，务求古人体貌所不到，此正是龚定庵作诗所追求的境界。“觉来谁与相遇？”自道寂寞，“有卷中姚合，楼上孙楚，催我归舟”，谓归去后，作诗饮酒，亦足为乐。“鸳鸯牒紧”以下，则顾千里相劝之语。“青溪”谓“青溪小姑”，“粥鼓”即木鱼。三吴多带发修行的家庵，素肴精洁，可容文人雅士觞咏；“来岁重寻”，即是此等家庵。“箾侣”即是“闲鸥野鹭”，箾音朔，龚定庵所眷恋的一个姑苏女子，名叫阿箾；他写过一篇《上清真人碑书后》，结尾注明“姑苏女士阿箾侍”；能侍翰墨，所以称之为“侣”。

    对于阿箾，龚定庵曾有藏诸金屋之意，有“录言”两题，即为对答之语，龚定庵道是：

    东指琌山下，小有亭楼如画。松月夜窗虚，待卿居。

    闲却调筝素手，只合替郎温酒。高阁佛灯青，替钞经。

    阿箾答复这首《一痕沙》的话，龚定庵拿它纳入《好事近》：

    细语道家常，生小不矜珠翠。他日郎家消受，愿青裙缟袂。

    画梁燕子已无家，那有五侯第？等到岁寒时候，折黄梅簪髻。

    尽管阿箾“不矜珠翠”，只“青裙缟袂”“黄梅簪髻”，便已满足，但始终未能入居羽琌山馆，主要的障碍便是吉云。虽然她也为龚定庵置了妾，但都是些略识之无的小家碧玉，龚定庵既无可与谈，吉云亦能指挥如意，但到了能侍笔墨、读得懂诗词如阿箾这样的人，吉云便有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鼾睡之感了。

    不过，她仍旧能获得丈夫的相当尊敬，因为持家教子以外，对于龚定庵兴之所寄，一顾路柳墙花，她并不在意。

    道光十五年春天，朝局有了变动，幅度不大，但关系很重。变动起于首辅武英殿大学士曹振镛病故。

    曹振镛于嘉庆十八年拜相，至二十三年外号“董太师”的董诰予告后，任首辅近二十年，一方面固由于道光皇帝的倚重，另一方面则由于他善于排挤，凡是才具发越、勇于任事，而有威胁到他的地位的大臣，他总有办法压制着，不让他们往上爬。首当其冲的是英和。

    英和得罪了全妃，不为皇帝深喜，因而曹振镛便可放手打击英和。当道光即位之初，营造“万年吉地”，特派英和主持其事，他找个机会，从容陈奏汉文帝薄葬的盛德，皇帝方在厉行节俭之时，点头称善，因此“万年吉地”的营造费用，相当节省，曾奉嘉奖。

    到了道光七年春天，发现地宫积水，在事诸臣都受谴责，英和始终其事，责任尤重，革职抄家之外，而且被逮到刑部受审。据说，当施工时，发现石母滴水，亦即是地面的雨水从岩石缝中渗滴于地宫，向来应付的办法是，多开几条细沟，称之为“龙须沟”，引导积水出于陵外。但那样做法，颇为靡费，而且效果亦并不太好，因此，英和决定先用土拦。当然他有他的打算，皇帝春秋正盛，这座“万年吉地”总要二三十年后才用得着，而地宫滴水是常事，到相当时候再修一次，亦无不可。事实上开了龙须沟，以后亦仍须修理，既然如此，眼前多费便是浪费。

    这是老臣谋事的苦心，但并不为皇帝所谅。曹振镛秉承意旨，拟了斩决的罪名，幸而太后圣明，说治陵寝是家事，与国政无关，因此而杀大臣，是说不过去的。于是改为解发黑龙江充当苦差，子孙并皆革职。道光十一年自戍所释回，皇帝想复用英和，但他的心已经伤透了，坚卧不起，此正符合曹振镛的心意，劝皇帝不必勉强。当朝第一流的人才，就此闲废。

    第二个受排挤的是蒋攸铦。此人原籍浙江绍兴，先世从军辽东，跟着他的长官投降清朝，编入镶红旗汉军，从龙入关，住在京东宝坻。蒋攸铦字砺堂，比曹振镛晚一科，乾隆四十九年的翰林，嘉庆五年由御史外放江西赣南道，久任外官，先后当过江苏、浙江巡抚，两广、四川、直隶、两江总督。严于治盗，善于察吏，精敏强干，还有一项特长是记忆力特强，见人一面，听人一言，数十年以后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是嘉、道年间第一流的督抚。

    这样一个人物，可想而知的，曹振镛绝不能跟他共事。道光五年由直隶总督内召，入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刑部，并入军机。道光七年，两江总督琦善兼任漕运总督，运河淤塞，疏浚不得法，引起黄河水灾，筑堤堵黄，运道隔绝，诏斥失机，降调为内阁学士，两江出缺，需要派人接替。

    于是宣宗召见军机问道：“两江重任，应该派资深望重、久任封疆的人去，你们看，最适当的是谁？”

    曹振镛答说：“以臣看，似以陕甘总督那彦成最适当。”

    那彦成的祖父章佳·阿桂，两代名相，那彦成亦是封疆中的佼佼者，但其时回民张格尔作乱，那彦成是平乱的关键人物，所以皇帝立即否定此一建议说：“西口正多事，那彦成何能他调？”

    作为首辅的曹振镛不作声了，这便表示，现任督抚中，没有人能如皇帝开列的条件，也等于是暗示皇帝要从在京的大臣中去挑。

    皇帝受愚而不觉，想了一下很兴奋地指着蒋攸铦说：“你去！你久历封疆，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能当两江总督。”

    蒋攸铦自然无从推辞。退出来以后告诉人说：“曹某人明明要把我弄出去，含意不申，让皇帝自己做决定，话一出口就无可更改。当面排挤，可怕极了。”

    再一个受暗算的是阮元。他是高宗晚年最赏识的人，文章辞令，两俱佳妙。高宗自谓：“不想我八十岁以后，又得此人！”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阮元以翰詹大考第一，不经“开坊”便升少詹，放出去当山东学政，而且做了衍圣公府的女婿。任满调浙江，又转为巡抚，年纪不过三十岁。

    有一次皇帝跟曹振镛谈到阮元少年得意，曹振镛答说：“完全是学问好，读书用功，到老不倦。”

    皇帝问：“何以见得，到老不倦？”

    “现在云贵总督任内，仍旧天天刻书谈文。”

    道光皇帝默然。他跟他的祖父不同，全身没有一根雅骨，最讨厌封疆大吏提倡风雅，认为足以废弛政事。曹振镛这一支冷箭，当然中鹄，即时下令内召。

    这是道光十二年冬天的事。阮元奉旨入觐，到京已经开春，垂询了云贵的情形，别无他事。恰这年癸巳会试，使命阮元任总裁。疆臣入觐而派充此差为异数，而阮元在嘉庆四年以户部侍郎与吏部尚书朱珪同至会试，高才朴学之士搜罗殆尽，这一回又得入闱，举子们认为有此衡文巨眼在，不愁埋没，大为兴奋，见此光景，曹振镛心想，如果让他以协办大学士的身份入闱办事，在京广收门生更成威胁，因而又劝皇帝放他回任。

    曹振镛平生只做过一件好事，与其家世有关。曹家是安徽歙县人，而扬州的八盐商，一半以上原籍歙县，所以曹家亦有盐引，坐享厚利，家道殷实。曹振镛的父亲叫曹文埴，收藏甚富，精于鉴赏，乾隆廿五年的传胪，照例点庶吉士，散馆授职编修，命值懋勤殿。

    懋勤殿在乾清宫西庑，是皇帝的内书房，庋藏的书籍古玩甚多。曹文埴先值懋勤殿，后入南书房，一直是高宗玩古董的“清客”，因而情分不同。乾隆五十六年，翰詹大考，曹振镛名列三等。大考排名，分为四等，一等及二等的前数名，方能升官，二等后列，被文绮之赐，三等前列，无荣无辱，后列则往往降调，四等则必黜罚。高宗以曹振镛为曹文埴之子，认为其才可造，因而由编修提升为侍讲。

    及至道光初年，陶澍在两江总督任内，改革盐政，以标代引，试行于淮北，积弊尽去，盐商不复再能坐享其成，都期望曹振镛能保护既得利益，反对改行“票法”。曹振镛很聪明，看皇帝求治之心甚锐，陶澍颇蒙信任，而且籍隶湖南安化的陶澍，有名的“驴子脾气”，曹振镛自觉惹不起他，便扬言道：“哪里有饿死的宰相家？”赞成陶澍的改制。

    除此一件好事以外，曹振镛的相业一无足称，但道光十五年正月，以八十一岁高龄病故以后，皇帝降旨：“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荣正直，历久不渝，凡所陈奏，务得大体。前大学士刘统勋、朱珪于乾隆、嘉庆中，蒙皇祖、皇考鉴其品节，赐谥‘文正’，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无人不知。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愧，其予谥‘文正’，入祀贤良祠。”

    谥名之典，由内阁拟谥，大学士及翰林出身，官至一二品者，第一字用“文”，第二字评其平生行谊，拟三字奏请朱笔圈出，汉人所重在“忠”，旗人所重在“靖”，但有两字，得谥为殊荣。一个是“襄”，非有开疆辟土、安邦定国之功，不能谥“襄”，在道光以前，“文襄”共十一人，类多为大学士，因有那么大的功劳，自然封爵拜相，唯一的例外是治河名臣靳辅，官至总督，亦未入翰林，只以顺治九年由官学生考授国史院编修，承认他的翰林资格，得谥“文襄”。

    另一个极难得的是“正”字，谥“襄”的第一字不必一定是“文”，而“正”则非“文”不能谥，同时“正”字不能由内阁拟呈，非出特旨不可。在曹振镛以前，只有三个“文正”，第一个是康熙朝的理学名臣，廉明绝世，外号“豆腐汤”的汤斌，不过他是由高宗特旨追谥；第二个是乾隆朝的东阁大学士刘统勋；第三个是嘉庆朝的体仁阁大学士朱珪，他是仁宗的师傅，谥“文正”虽说由于仁宗报答师门，但朱珪奖进人才，唯恐不及，与曹振镛贤愚不肖，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曹振镛既不文亦不正，他的滥叨非分之荣，为时论所不满。但由于曹振镛之死，内阁出缺，阮元得由协办大学士“扶正”，升为体仁阁大学士，并进京入阁办事，却普遍为士林所欢迎。而就在这时候，龚定庵由内阁中书调升为宗人府主事。

    宗人府居京中各衙门之首，因为职掌皇族属籍。清太祖开国后，追尊三代，曾祖名福满为兴祖，祖名觉昌安为景祖，父名塔克世为显祖，大致而言，爱新觉罗氏自显祖以下，亦即太祖兄弟五人的子孙为“宗室”，系金黄带；其余皆为旁支，称为“觉罗”，系红带；俗称“黄带子”“红带子”。但不论所系之带是黄、是红，在宗族中的一切权利义务关系，都归宗人府管辖。

    宗人府的最高长官，职称叫作“宗令”，特选齿德俱尊的亲王、郡王充任，下设左、右“宗正”各一人，在左右翼的宗室王公中选充，住左翼为东城，住右翼为西城。

    宗令、宗正不管日常事务，所以宗人府的堂官，实际上是正三品的府丞，定制为“汉缺”，只有汉人能任此职，主事就是他的属官。主事有满有汉，一切典籍公文亦有满文、汉文之别，掌满文不善于汉文，掌汉文更难识满文，只有龚定庵在宗人府中是顺治、康熙以来难得的通才，因此成了宗人府中的大红人，府丞要跟宗令、宗正及其他宗室接头公事，往往请龚定庵代表。他本来由于通满洲话、蒙古话之故，在旗人中有许多朋友，至此，交游的范围更扩大到八旗的贵族了。

    在这些王公的府第中，龚定庵常去的是太平湖的荣亲王府。清朝亲贵中有荣亲王称号的前后两人。一个是顺治端敬皇后，也就是董小宛所生之子。孝庄太后的教父汤若望的传记中，说他一生下地，就为世祖颁定为“继承皇位的人”，因此宗人府尚未奏请命名，世祖即手诏封为荣亲王。可惜只活了几个月便已夭折。

    另一个荣亲王是高宗的第五子永琪。当乾隆二十五年以后，皇长子、皇三子先后病殁，皇二子就是慧琏太子，幼年不育，皇四子则出嗣为履郡王之后，于是行五的永琪，成为高宗的长子。亦因为如此，虽然他的生母愉妃的地位不高，但是永琪在乾隆三十年初封便是亲王，拟封号时，宗人府不考故事，才会在同一朝代之中，出现两个荣亲王。

    但荣亲王永琪，聪明而肯上进，为高宗钟爱，亦是他非嫡子或皇贵妃之子，而初封即为亲王的主因。永琪从小习骑射，熟习满书，好武而有语言的天才正是高宗当年的长处，因此得蒙钟爱，无怪其然。

    可惜，永琪在封亲王后数月病殁，享年不过三十。不过他的儿子倒不少。幼子绵忆，乾隆四十九年封贝勒，嘉庆四年正月袭封荣郡王，熟于经史，工于书法，资质极佳。嘉庆十八年“林清事变”，仁宗方在热河行宫回銮途中，闻警逗留中途，扈跸的绵忆，剖陈利害，力请速回京城。事后证明，此举对安定民心有极大的作用，所以绵忆大受眷宠，但绵忆体弱多病，两年以后下世，由长子奕绘袭爵。

    清朝亲贵袭爵的制度，除了“世袭罔替”的所谓“铁帽子王”以外，其他都是降封，亲王降为郡王，郡王降为贝勒，奕绘袭贝勒时只有十五岁。

    奕绘承袭了父祖的风雅，别署幻园居士，诗作得楚楚可观，三十岁就出了一本集子，名为《明善堂集》。龚定庵早在五年前就跟他见过，那时奕绘以散秩大臣管理御书处及武殿修书处，龚定庵为了编印上谕一事，曾到武英殿去谒见。奕绘敬礼名士，非常客气。但龚定庵是布衣傲王侯的性格，因为奕绘是天潢贵胄，彼此结交，礼数上先就吃亏，所以落落寡合。

    现在当了宗人府主事，为了公事，长官之命，不能不见亲贵王公，由于奕绘有管理宗学的差使，而其时正奉旨整顿左右两翼宗学，在宗人府，此事归龚定庵承办，本身职责所在，想规避亦不可，因此，太平湖的贝勒府，便是他常到之处，公事以外，当然亦常相唱和。

    龚定庵第一次到太平湖，谈完宗学的事，奕绘从袖中掏出来一张花笺，递过来说：“昨儿在圆明园值班，夜深玩月，作了两首诗，定庵，请你指教，千万不必客气。”

    “贝勒过谦了，我带回去细细拜读。”龚定庵看着诗稿说，末尾一行字是“太素道人初稿”，便随口又说，“贝勒新起了一个别号？”

    “是的，头一回用。”奕绘笑道，“是内人的主意。”

    龚定庵大为诧异，王公府中的福晋，识汉文的都很少，奕绘的福晋居然能起这么一个雅致的别号，可知一定也是能作诗的。

    当时不便打听，但心里始终未忘这件事，有一天遇见他的同年好友吴虹生，一谈起来，吴虹生笑道：“定庵啊定庵，你枉称大名士，如此孤陋寡闻，连绘贝勒的侧福晋，西林太清春都不知道？”

    “啊！原来就是西林太清春，我读过她的诗，不相信是旗下女子作的，所以就没有去打听。原来她就是绘贝勒的侧福晋！”

    “什么旗下女子，她是汉人。”

    “不是姓西林吗？”

    “西林”亦是满洲的大族，这一族的姓是“西林觉罗氏”，简称“西林”，雍正朝的名臣鄂尔泰，便出于此族，都称为“西林相国”。龚定庵以为西林太清春是鄂尔泰的同族，谁知是汉人，那么，“本姓呢？”

    “姓顾。”

    龚定庵陡然想起，随即问道：“这位侧福晋，原籍苏州？”

    “那可不清楚了。”

    “她的父亲是太医院的吏目？”

    “不错。”吴虹生奇怪地问道，“你怎么知道？”

    “我见过这位侧福晋的妹妹。”

    吴虹生越觉诧异。“在哪里？”他问，“是在苏州？”

    “在苏州。她的妹妹小名阿青。”

    龚定庵将在归佩珊家邂逅阿青的往事细说了一遍。吴虹生亦将西林太清春的来历告诉了龚定庵。

    原来奕绘的这个侧福晋，姓顾名春，字子春，既嫁旗人，署汉姓不免触目，因而用她的郡望“西林”，而太清则是她的别号，称引姓名，原有姓、字、名合称之例，她只是将“顾”改为“西林”而已。

    这西林太清春，由内而外，真当得起“惊才绝艳”四字，深得奕绘之眷爱，不在话下。奕绘的福晋，亦是小有文名的八旗才媛，别署妙华夫人，与西林太清春相处和睦。道光十年妙华夫人病殁，西林太清春宠擅专房，俨然嫡室。自古红颜薄命，但像西林太清春可算得福慧双修，不知羡煞了多少才女。

    不过，龚定庵初见西林太清春，却是非常偶然的事。龚定庵有个同乡好友，名叫许乃普，字滇生，嘉庆廿五年的探花，其时以侍讲学士在南书房行走。有一回龚定庵去看许滇生，在书斋中闲谈时，窗外突然闪过一条影子，虽只是惊鸿一瞥，但这条纤影已深印在他脑中。由于着的是旗袍，他不免奇怪，因为满汉风俗不同，旗下女子跟汉官内眷绝少往还，而且许滇生是南书房翰林，同僚几乎清一色地是汉人，何以有旗下的堂客出现他家。

    “刚才过去的那位丽人是谁？”他终于忍不住问了。

    “定庵，你在宗人府当差，连她都没有见过？”

    这一说使得龚定庵既惊且喜。“原来她就是绘贝勒的侧福晋，”他说，“恕我冒昧动问，她跟府上是何渊源？”

    “她是家母的义女。”

    “是，是最近的事？”

    “怎么会是最近？那还是先公在日的事。”

    原来许滇生的父亲，曾任顺天府治中，这个正五品的职位，号称“纪纲众务”。京师的小衙门遇有需要地方上帮忙的事，不比大衙门可以下札子给大兴、宛平两县，直接交办，只有去找顺天府治中，由他以上司的身份，再转知两京县办理。顾春的父亲在太医院当吏目，专管杂务，常有求教之处，因而结为通家之好。许滇生的老母，多子而无女，爱顾春明慧，收为义女，那是她被聘为奕绘侧福晋以前的事。

    “有此绝世才媛的义妹，”龚定庵说，“你们总常唱和吧？”

    “我不喜欢填词，她跟莲生倒是常有酬唱。”

    莲生是与龚定庵齐名、“后七家”词人之一项鸿祚的别号，他是许滇生的内弟，龚定庵也很熟，却不知他跟西林太清春是词友。

    “我这里就有她寄给莲生的两首词。”许滇生从抽屉中找出一张花笺，递了给龚定庵。

    纸上一笔娟秀的小楷，写着两首小令，一首题名《记游》，调寄《浪淘沙》：

    花木自成蹊，春与人宜。清流荇藻荡参差。小鸟避人栖不定，扑乱杨枝。

    归骑踏香泥，山影沉西。鸳鸯冲破碧烟飞。三十六双花样好，同浴清溪。

    “好个‘鸳鸯冲破碧烟飞’，”龚定庵说道，“词格不弱。”

    “你看另一首《南柯子》。两首词并看，才能见她的功力。”因为有许滇生这句话，龚定庵便看得格外仔细。那首《南柯子》的题目是《山行》：

    绤生凉意，肩舆缓缓游。连林梨枣缀枝头。几处背阴篱落挂牵牛。远岫云初敛，斜阳雨乍收。牧踪樵径细寻求。昨夜骤添溪水绕村流。

    “果然！《浪淘沙》是‘记游’，《南柯子》只是记‘山行’所见，命意遣词，极有分寸。”龚定庵问道，“还有没有别的稿子？”

    许滇生沉吟了一会儿说：“有几篇稿子，是写给内人看的，不足为外人道。”

    “当然，当然！闺阁中的笔墨，岂宜轻传？这一层的轻重我识得。”

    于是许滇生找出另一张花笺，竟是四首七律。西林太清春的词名甚盛，诗则龚定庵还是第一回得读，而且题目是《戏拟艳体》，就更觉名贵了。

    龚定庵先看第一首：

    亚字栏干曲径通，美人家在绿杨中。

    秋千小院闲金索，芳草长堤老玉骢。

    流水飞花随去住，断虹残日各西东。

    武陵洞口云深处，踪迹难寻踏雪鸿。

    “滇生，”龚定庵手掩着花笺问道，“有本事没有？”“你看呢？”

    “凭一首诗怎么看得出来？”

    “那么，”许滇生说，“你往下看。”

    龚定庵点点头，接下去看第二首：

    十二珠帘控玉钩，晴丝花片总纤柔。

    朱栏寂寂双飞燕，绿水沉沉数点鸥。

    杨柳楼台经过处，碧桃门巷记曾游。

    美人一去余花草，断雨零云古渡头。

    “奇怪！”龚定庵皱着眉说，“‘双飞燕’对‘数点鸥’，这两种景致，似乎凑不到一处；‘碧桃门巷’而有‘十二珠帘’的‘杨柳楼台’，也是不甚可解之事。”

    “艳体本来就是迷离惝恍的，”许滇生笑道，“你别钻牛角尖了。”

    龚定庵决定看完了再说，下面两首是：

    细草秾花各断肠，美人去后有余香。

    巫峰挟雨原非梦，洛凌临波太近狂。

    日暮藤萝空密密，天寒修竹自苍苍。

    回环山水无穷碧，可许相随一泛航？

    采采芙蓉洛浦姿，碧栏晴雪落花时。

    一溪春水浮山影，尽日灵风飏柳丝。

    玉笛闲吹翻旧谱，红牙低拍唱新词。

    娉婷合是神仙侣，小谪人间归去迟。

    “这第四首是另一回事，何以跟前面三首合在一起？此亦是怪事。”

    “噢，”许滇生问道，“你是从何处看出，第四首是另一回事？”

    “这很容易明白。第一，这美人家有朱栏，第四首是碧栏，当然是另一美人家。”

    “你看得真细。”许滇生笑着问，“有第一，必有第二？”

    “是啊！第二，前面三首都是人去楼空，第三首结句更为明显，只是生离，并非死别，可是第四首结尾两句，看来是魂归天上了，当然是两回事。”

    “然则你是怎么个看法？”

    “我看，根本是虚无缥缈之事。”

    “噢！”许滇生很注意地问，“何以见得？”

    “矛盾百出，种种不通。”龚定庵说，“无非杂用神仙的故事，什么刘阮入天台、洛水神仙、巫山神女、裴航同载，连碧桃门巷的薛涛、低唱新词的小红，都拉在里面了。”

    “定庵，定庵！你真是鬼才。”许滇生大笑，笑停了说，“谁要想在文字上弄狡猾，瞒不过你衡文巨眼！”

    “别挖苦我了！什么衡文巨眼？”龚定庵不免又有牢骚，“我永远也不会得考差。”

    “不然。”许滇生说，“等阮中堂回京，入阁办事，他是最赏识你的，不怕不得考差。”

    “看吧！”龚定庵向窗外望着，有些踌躇，是再谈下去，还是告辞？

    流连不去的目的是，想再看到西林太清春一次，但她会不会在此时辞去？或者虽辞于此时，未必再从书房窗外经过，那岂不是白等一场？

    这样想着，决定起身告辞。许滇生并未留他小酌，因为西林太清春这天有事要谈，谈的是他胞兄顾少峰的馆地。

    原来西林太清春同胞手足五人，她正好居中，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弟一妹。一姐亦嫁在王府，一妹叫霞仙，便是阿青；胞弟叫知微，长兄名少峰，以游幕为生，学的是钱谷，原来的东家是河南的一个县官，在任病故。后任有自己的幕友，尤其钱谷一席，关系钱粮税收，非亲信不可。顾少峰失却馆地，只能回京赋闲，已经大半年了。虽有贵戚，但亲贵向不结交汉官，无从为力。西林太清春向来视许家为娘家，顾少峰的事便只有来托许滇生了。

    “你上个月跟我提就好了。上个月散馆，我有两个学生改了知县，那时候一说就成，现在时隔一月有余，都领了部照上任去了。不过，”许滇生说，“也许还有机会。你请等一下，我来查查看。”

    他是到书房里去查“朝考”的名单。殿试以后的朝考是任用考试，或点庶吉士，或用为部员，或者榜下即用放出去当知县，都在朝考以后决定。许滇生找出名单来，细看了一会儿，仍旧回到他老太太的屋子里，去回复在陪义母闲谈的西林太清春。

    “有点希望了。不过要找老七，他的同年赵士襄外放知县，部里掣签，分到山西。赵士襄没有点翰林，意兴阑珊，至今尚无赴任的动静，老七跟他很好，找老七推毂，十九可成。”

    许滇生口中的“老七”，是指他的胞弟许乃钊，字信臣，这年——道光十五年乙未的新科翰林。西林太清春比他年长，所以称之为“七弟”。

    “七弟不在家，”她问，“是请六哥代为托他呢，还是我自己跟他说？”

    “我告诉他好了。”

    谈完了正事，许滇生问道：“打算什么时候回府？能不能在这里便饭？回头莲生要来。”

    “噢，好。”太清春欣然应诺，“我跟贝勒说过了，我要晚点回去，看看六嫂的病，能见到莲生就更好了。”

    许老太太知道她跟项夫人感情极好，有时在贝勒府受了委屈，只有项夫人是她诉苦的对象，因而体恤地说：“去吧，去吧！看你六嫂去。”

    于是许滇生陪着她，到他们夫妇住的那座院落。项夫人小恙初愈，但不能见风，一见太清春，非常亲热，握手并坐，谈了起来，许滇生便悄悄退了出去，在书房里等候项莲生。

    项莲生亦是来探望姐姐的病。“只是重伤风，已经退烧了，不过医生叮咛，不能吹风受凉，所以还不能出屋子。”许滇生说，“太清春在她那里，她亦很愿意见见你，回头我们一块儿进去。”

    项莲生答应着坐了下来，觉得臀部有什么东西作梗，站起来掀开椅披，发现一顶“折帽”——瓜皮帽的一种，可以折成六瓣，置入口袋。那顶玄色缎子所制的折帽，油光闪亮，红结子已成灰紫色，项莲生一看便笑了。

    “定庵来过了？”他问。

    “是的。”

    “这顶帽子，除了定庵，再没有别的主儿。怎么会掉在椅披下面，也真是怪事！”

    “这不算稀奇。”许滇生说，“那年他在扬州，住在盐商魏家，有一天清早起来，鞋子少一只，遍寻不获。等他走了，魏家拆帐子去洗，才知道他的那只鞋子在床顶上。定庵的行径，往往不是常理所能测度的。”